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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達林的權力確實是有限度的。有些西方觀察家便認為他實際上主要是看不見的政治局的發言人，而不是一個完全可以獨立行動的人。的確，最絕對的權力都會有限度，這是人類事務中所固有的。一個獨裁者在某些意義上始終是他的下屬的俘虜，因為他要靠下屬提供情報，他的決定也要靠下屬去執行或不執行。還不止此，史達林似乎採用了向他左右的人徵詢意見的辦法。只有在聽取了各種爭論及建議之後，他才作出決定。因為決定並非完全出自史達林的頭腦，而是把他的顧問們發表的意見和態度也考慮在內，然後再作出選擇或者加以折衷的，所以，史達林的行為可能至少部分地反映出政治局、他的將領們，或外還有其他的同僚們的影響，這種推測也許是恰當的。

但是，政治局及軍隊的最高統帥部都是史達林的奴隸，這也是事實。在1939年以前的那幾年裡，他有系統地殺掉或除去那些膽敢以某種方式反對他的領導的人。當戰爭臨到俄國的時候，史達林個人的支配地位沒有受到挑戰而且也是不可挑戰的。我們沒有理由設想政治局的成員曾經試圖透過多數票或任何這類的方法去壓倒他們的領袖。不論史達林多麼依靠政治局的成員提供意見，他卻遠遠不只是政治局的發言人。

史達林有一個微妙而困難得多的問題，就是他和紅軍領袖們的關係。布林什維克黨人受過法國革命歷史的教育，始終知道在革命以後有出現波拿巴主義的危險，如果不預先加以防範，那末，偉大的衛國戰爭似乎會向一個野心的將領提供模仿拿破崙的機會。斯大體和黨內的同志們的確採取了預防的措施，結果竟然十分成功。戰爭爆發後不久，作戰的最高指揮權便交到了一個新機構，國防委員會的手裡。史達林擔任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都是政治局委員。但是這個辦法似乎不足以保證黨和史達林防止一場軍事政變的危險。1942年年初，史達林親自接過了日常指揮作戰的工作，同時把軍區劃分為相當小的軍，每一個軍都直接隸屬於史達林。採用這種編制辦法很明白地是為了防止某一將領上升到權力與威望足以危及史達林獨裁的地位。

但是，相當小的獨立的軍，就意味著要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行動是困難的。鄰近的各司令員之間個人的競爭以及透過莫斯科進行聯絡的不便，妨礙了軍事效率。因此，快到1942年年底，這個制度又作了更改。較大的軍區重行建立起來‐‐即所謂&ldo;戰線&rdo;。史達林依靠他親自同將領們的日常接觸而使他們安守本分。

這樣發展起來的制度，在隨後的戰爭年代裡一直效果很好。史達林同各戰地主要司令員之間幾乎每天都透過電話進行聯絡，這使他們覺得史達林的確是他們中的一員，是發布命令並給予幫助的最高權威。只要史達林本人積極行使司令權，他就不會輕易地成為軍事政變的目標，因為軍方同最高民政當局之間不可能發展起一種心理上分離與對抗的意識。史達林於1943年3月接受蘇聯元帥的軍銜，象徵了並且幫助鞏固了他異常急切地想保持的軍方與民政領導之間心理上的這種團結一致。

史達林作為紅軍總司令的任務，只是他戰時職務的一部分。在戰爭爆發前幾星期，他就任了人民委員會議主席的職位，即蘇聯政府總理的職位。另外。他又是布林什維克黨的總書記。因此，所有的權力這時候終於公開地完全集中到了他的手裡，政府、軍隊和黨都直接隸屬於他。史達林的權力在三十年代中是半遮半掩的，現在透過職務關係已公開獲得承認並受到了尊重。

蘇聯的出版物、示威行動、公開演講、無線電廣播等給予史達林的奉承‐‐幾乎可以說是崇拜‐‐在他的權力中是另一個重要因素。這種奉承很奇怪地跟史達林的缺乏戲劇性作風或口才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