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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的結構就理論上說，是以分權制為基礎的，由於總統在戰時取得了特殊的權力，分權制實際上已經大半不存在了。國會當然保持著撥款的權力，但戰時的預算並不受到國會的有效控制。反對任何開支，太容易被人說成是不肯熱心把戰爭進行下去了。國會調查行政部門工作的權力則較為重要。杜魯門就是作為參議院調查戰時合同的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而第一次聞名全國的。他領導的這個委員會和其他類似的委員會的工作在精簡行政工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制止行政管理方面的種種弊端和無能上起的作用更大。

在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方面，較為重要的就是參議院批准條約的權力。憲法規定國際條約必須由參議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予以批准。這項規定，在1920年曾導致《凡爾賽和約》遭到否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次挫折在政府領導人的頭腦中記憶猶新。羅斯福在決定自己究竟敢使美國承擔起多大的義務而又不冒事後遭到參議院拒絕的危險這一問題上，已不止一次地面臨到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

憲法給正式條約設定的障礙使政府不得不退而考慮出一連串合法的花樣，從而不使參議院預聞。象《大西洋憲章》那樣的宣言，象《租借總協定》那行政協定，象abc-1參謀協定那樣的在美國政府的特殊部門同外國政府的對等部門之間的協議，甚至不那麼正式的備忘錄、信件和美國政府重要人士同別國官員之間的口頭協議，都用來代替正式的條約。誠然，直到1945年在舊金山創立聯合國以前，美國同它的主要盟國都沒有締結過政治條約。這種同過去的國際慣例背道而馳的做法，當然大部分必須歸之於美國憲法和政黨制度的特性，因為這種特性使得向參議院提交一份條約成了一個十分難以捉摸的程式。

在戰爭的年代裡，軍方在美國政府中的作用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象在那麼許多其他方面那樣，羅斯福總統的個性在確定這種作用時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羅斯福認識到自己對軍事不很擅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陸軍和海軍領導人員提供的意見。當軍方對一項軍事行動的方針提出他們的理由時，他很少駁回他的這些顧問的意見。這種態度同總統的經常插手外交事務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總統的插手外交事務使他常常在國務院的幕後進行指揮，並且依靠特使和私人通訊來代替正常的外交途徑。

然而羅斯福不是軍事家，他認為文職人員應該行政治權力。他的概念，也是陸軍和海軍的領導人員們同樣具有的概念，那就是，軍隊應當是一個政治上超黨派的工具，它的活動應當完全受戰略、後勤和戰術方面的特殊軍事規則的指導。

這種把軍事和政治的問題嚴格分開的原則，是深深紮根於美國陸海軍傳統中的一種狹隘的、職業上專門化的特殊形式。不過問政治的軍官是正規軍領導人員中以一種嚴格的集體精神所堅持的一種理想，於是就指望一個不過問政治的軍官去組織和指揮一場非政治性的、技術上有效的、社會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戰役。戰場上的勝利本身便成為最終的目的，而考慮勝利(它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以追求一種不同的戰略取得的)可能產生的政治或社會情況，是被認為越出軍人本分的事。技術上的軍事效果，變成了抉擇何種政策的唯一標準。

這種態度的歷史根源和實際理由，當然是很現實的。軍人政治家經常是對任何民主制度的一種威脅。從這一點來看，美國軍人嚴守本分的決心是很值得讚許的。但是在總體戰爭的年代裡，這種立場卻很不現實，以致系統地拒不正視軍事政策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反響也許會構成一種同樣的危險。我們隨便怎樣異想天開，也無法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作出的許多決定說成是與政治無關，但是這些決定很少是或者從來不是明白地根據政治理由作出的。

把軍事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