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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從舒爾茨和取代他任國務卿的詹姆斯&iddot;貝克的回憶錄中斷章取義摘取的文字,使我國某些研究者,包括如А烏特金教授這樣相當嚴肅的研究者,都有根據地得出結論說,我國領導人過於信任美國對手,表現不夠堅定,甚至感情用事,而美國人決不會這麼幹。總之,&ldo;失去了警惕性&rdo;。我也曾不得不回答這些指責。我作為實際上蘇美領導人歷次會晤的目擊者可以指出,沒有過這樣的情況。談判非常具體,雙方都很強硬,更不用說我方的談判立場是由經政治局批准的早先擬就的指令確定的,戈巴契夫從來不違背這些指令(不僅如此,有時,如在雷克雅未克,他採取更強硬的態度,為了摸清對手的意圖和此後&ldo;塵埃落定&rdo;時能&ldo;具體突破&rdo;)。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係、人與人的信任當然在結束冷戰問題上也起了作用。戈巴契夫和老布希的相互好感得到了加強,尤其是在不再任總統後的時期裡,我是他們會晤的目擊者。2004年9月15日他們在莫斯科戈巴契夫基金會會見,這確實是朋友們的會見。兩個人都資訊靈通(布希同美國所有的前總統一樣定期得到政府提供的資訊,包括內部資訊),這一點在談話中可以感覺出來。但每一個人透過自己的稜鏡看正在發生的事,同以往一樣,意見並不總是一致。但是我覺得,兩位前總統在一點上有著重要的一致看法:現在,在伊拉克事件後,最主要的是要恢復大國在國際關係關鍵問題上的對話和合作。戈巴契夫和布希現在促成這一點的可能性當然不如從前,但畢竟還是有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4)
取代里根政府的美國新政府起先也大肆指責過於信任(是對戈巴契夫的)和談判中不夠強硬。新人,儘管還是同一個黨的代表,當然總想&ldo;獨闢蹊徑&rdo;,這從常人來看很好理解。但是布希政府因此對與蘇聯的關係&ldo;重新作戰略評估&rdo;,這樣做除了喪失時間別無所獲。後來連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布希的國家安全助理布倫特&iddot;斯考克羅夫特也間接承認了這一點。
這一回在詞語背後(這次是&ldo;戰略評估&rdo;)實際上什麼也沒有。我當時已經在外交部美國司工作,在我們的內部爭論中堅持在同美國人的關係中採取耐心的路線;我跟我的許多(但並非所有的)同事一樣說,應當給他們時間,不要指責他們拖延談判的程序‐‐不錯,這有時在宣傳層面上還是做了的。現在事後清楚認識到,我們關係中失去速度的後果是負面的,尤其考慮到蘇聯和東歐各國國內的局勢瞬息萬變。可惜直到1989年底才同布希舉行第一次最高階會晤,因為要是早一點展示我們兩國新的信任和互動程度,這完全可能有助於當時的各個程序,包括我們的國內程序更漸進地、正常地、規範地發展。這個假設當然不能加以證明,而且事實總是事實:到1989年5月美國新政府已經相當準確地弄清了形勢,詹&iddot;貝克國務卿對莫斯科的訪問開始了十分成功的互動。
詞語,更不用說口號,不是國家間關係中最主要的東西,但我認為,當時提出的口號&ldo;從對抗到合作和夥伴關係&rdo;,是完全符合當時的形勢和雙方的實際可能性的。如果當時蘇聯的國內形勢不是那樣&ldo;亂成一團&rdo;的話,可以辦成的事會是很多的。雙方都有這樣的決心。實際上這意味著冷戰的結束。未必可以標出冷戰結束的具體日期,但大約是在1988年7月里根訪問莫斯科(當時他站在克里姆林宮炮王邊上說,他不認為戈巴契夫的蘇聯是&ldo;邪惡帝國&rdo;)與1989‐1990年戈巴契夫和布希幾次宣告(宣告說我們兩國不再相互把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