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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我像我們大家當時學會的那樣持謹慎態度，考慮我該開誠布公到什麼程度，我能講什麼？但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竟毫無疑慮，因為我們是兩個中央委員在談話，有什麼可以疑慮的？加上戈巴契夫的外表，他專注的眼神，坦率的舉止（我很久以後才明白，這種坦率的舉止有時恰恰掩飾了他在某些私人問題和棘手問題上的不開誠布公的態度）使我相信，應該如實說出一切。這樣做比較容易，因為準備的材料總的來說十分客觀，儘管沒有完全揭示黨際外交的細微差異，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明白這個人確實真心想知道、想了解這件事的全部情況，對他可以而且應該相信。我得立即指出，我後來也沒有改變這個結論。

因此到1985年初，我已經對新的總書記、他的思想和追求有所瞭解。但是我不能說，當時，即1985年初我抱有特別的希望，滿懷著美好的期待。我明白戈巴契夫的意圖是值得稱道，值得十分尊敬的。但他能付諸實施嗎？對這一點沒有把握，首先是因為我對這些意圖能否得到其他黨的領導人的支援沒有信心，我瞭解他們，同他們在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上打過交道，在工作中也有過個人接觸，我更相信會有相反的結果。

我當時覺得戈巴契夫的想法與多數黨的領導人的情緒和計劃相去甚遠，他們對一切都習以為常，許多人的主要想法，是什麼都不要改變，在領導的位子上平平安安度過一生，從1970年代起確立的&ldo;幹部穩定&rdo;論清楚地反映了這種情緒，而另一個方面對反對任何重大變革的人來說又是很好的掩飾。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應該繼續下去(2)

戈巴契夫對這一切瞭解得當然比我和我的同事好得多，深刻得多，我們的多數工作人員對此後在黨和國家領導層中實行的變革是理解和支援的。一些人只是惋惜這些變革沒有徹底完成，還有新幹部是在&ldo;官名錄&rdo;制度中選拔的，而這個制度提供的&ldo;新&rdo;幹部都完全具有了老幹部的品質，這一點後來在1991年八月事變的日子裡以爆發的方式展示了出來。

因此當時，在改革之初，我並沒有太大的期待，後來，儘管我的期待當然有所變化，但仍持一定的懷疑態度。戈巴契夫精力充沛的步伐、他表現出的決心，使得我的期待有所增長，出現一定困難時，期待又減少了，但有一點是始終不變的，對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真誠的意圖和純潔的構思的信任。

關於改革的前景、關於我們的未來問題一下子成了我（由於職務）同外國政黨和國家代表會見時不變的話題，戈巴契夫當然知道這些會見，他要求利用這些會見來解釋我們的立場，他本人十分積極地參與這項他總是獲得成功的工作。

不僅如此，戈巴契夫在同外國客人談話時往往比在國內公開講話時，尤其是當選後初期更令人印象深刻，富有說服力。在國內他背著過去的包袱，說的是那種繼承下來的通常語言不明快、思想不清新的&ldo;領導人&rdo;講話的陳詞濫調。不錯，戈巴契夫很快就明白這種風格與改革的精神和節奏不符，他便開始加以改變，而戈巴契夫在同外國活動家談話時更加無所顧忌，盡力設法讓對話者明白他想法的意思，這做得令人十分信服。這一點大家都注意到了。

在康&iddot;烏&iddot;契爾年科葬禮的第二天，我要先去德國，然後去法國。行前戈巴契夫說：&ldo;你設法讓你的對話者明白中央全會講話的意思，我們意圖的指向。&rdo;

3月15日我飛抵波恩，會見了埃貢&iddot;巴爾，他是與維利&iddot;勃蘭特相似的傑出的人。在巴爾家舒適的家庭氛圍裡，我們詳談了莫斯科的事態、未來的計劃和希望，我的對話者傾聽著，又高興又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