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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來最難做到的是承認自己的觀點有了重大變化。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以為，只有他才一貫堅持一個（當然是正確的）立場，而同胞們&ldo;毫無道理地&rdo;不願傾聽他的忠告，才導致國家發生災難。但是，不管有多麼困難，我們應該學會對自己的觀點和行動作誠實的分析，我甚至要說是無情的分析，我們只有這樣才能對過去和現在發生的事態真正有所理解。

例如，改革前夕和改革初期經濟學界的情勢。有一種陳詞濫調說道，在經濟學界學術&ldo;對抗&rdo;是發生在&ldo;察戈洛夫派教條主義者&rdo;和主張發展市場（或如當時所說的&ldo;商品‐貨幣的&rdo;）關係的&ldo;進步&rdo;經濟學家之間的。這個評價同其他任何陳詞濫調一樣過於簡單化。

對於教育培養過我的&ldo;察戈洛夫學派&rdo;來說，他們確實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ldo;商品‐貨幣關係&rdo;看做是次要的東西。我們中當然很少有人贊同hВ黑辛教授的極端立場，因為他認為社會主義和商品關係根本不相容。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是一種比較溫和的觀點：商品關係在&ldo;計劃性時代&rdo;發展時，在特定的經濟組織形式框架內帶有從屬的性質。&ldo;有計劃地利用價值規律&rdo;的必要性被看做是對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現實的&ldo;生產社會化&rdo;）還不足以使計劃形式全面實行統治的證明。社會主義企業的經濟核算相應地被說成是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上經濟機制的重要因素，其任務是保證在計劃性務必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ldo;計劃性和商品性&rdo;的有效結合。

今天來批評這種立場很容易，但我以為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到這種立場包含的合理核心，遺憾的是，在戈巴契夫改革時期開始的改造過程中忽略了這一合理核心，這裡指的是對一切經濟體系尤其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今天我們所說的&ldo;指令性經濟&rdo;）的整個性質的理解。正因為如此，&ldo;察戈洛夫派&rdo;不否認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把市場因素移植到當時的經濟體系中去，密切注意不要&ldo;從量變到質變&rdo;，即防止計劃經濟管理體系本身遭到破壞。

從方法論角度看，蘇聯經濟學界的這一派接近於西方的新古典主義者，因為兩派都賦予佔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型別和經濟聯絡形式以重要的意義（新古典主義者迄今仍然如此）。符號當然是截然相反的：&ldo;察戈洛夫派&rdo;的理想是公有制和計劃性，而新古典主義者的理想則是私有制和市場。順便提一下，我在蘇聯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經濟研究所的同事oА濟扎早在改革之前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ldo;商品派&rdo;無疑正確地確定了蘇聯經濟發展的總向量‐‐向非集中化運動，加強市場機制的影響，提高經濟體系的靈活性。他們感覺到不擺脫中央集權的行政指令管理體制，改善經濟狀況的嘗試將一事無成。同時他們並不懷疑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質，因為他們只提改變它的性質（從行政指令體制走向&ldo;經濟&rdo;體制）。&ldo;商品派&rdo;相應地並沒有像&ldo;察戈洛夫派&rdo;那樣把計劃性和商品性實際上對立起來。在他們看來，擴大企業的經營權，加上實行規範的計劃方法和完善價格形成，就應能保證社會主義生產的效率有一個質的提高。對於&ldo;蘇聯的商品派&rdo;來說，所有制問題無足輕重，因此他們並不要求放棄公有制的統治。這一立場使他們同西方主張趨同論的人接近。

但有一點十分重要。我們從今天的立場出發應該承認，&ldo;察戈洛夫派&rdo;也好，&ldo;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