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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戴維斯的反對派總是冠冕堂皇地打著州權的旗號進行反對。布朗在1862年寫道：&ldo;我的立場就是那些老牌州權領袖從1798年至今所採取的立場。我參加了這場革命，貢獻出我的一份力量，以保持各州的權利，並防止加強政府。在達到這一目標以前，不管誰當權，我還是要造反的。&rdo;州權在南部是一項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則，即使是出於全面戰爭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克服它。傑弗遜&iddot;戴維斯、羅伯特&iddot;e&iddot;李和其他邦聯領導人極力主張徵兵、戒嚴令以及其他一些集權措施是必要的，他們把現實主義置於古老的原則之上。然而，史蒂芬斯及其同事卻不願這樣做。隨著邦聯的處境在戰爭的最後幾年每況愈下，政治上的不和已發展起來。在危機面前，邦聯不但未能同心協力，反而四分五裂了。
無政黨政治的不利之處
林肯政府也面臨著強烈的反對派。這些反對勢力在軍事受挫時期變得更為強大。但是，聯邦政治與邦聯政治在結構上的一個重大的差異，卻減輕了北部的分裂程度：北部存在著政黨，而南部則沒有。南部沒有政黨，卻反常地產生了反對勢力。這一勢力之所以變成失控，恰恰是因為它具有超政黨的性質。由於沒有黨的機構，這種反對就成為個人的和派別的活動，有時是不負責任的。根據邦聯憲法，戴維斯沒有再次當選的資格，所以他無意建立黨組織，由於不存在一個與忠誠、擁護和切身利益相聯絡的政黨，戴維斯便無法採取組織手段爭取人們支援他的政策。1863年11月的國會選舉就是在超政黨的基礎上進行的。戴維斯政府的政績是主要問題，但候選人對政府政策的支援或反對是以個人身份進行，而不是以政黨為基礎的。反對意見不是透過有形的組織渠道，而是來自四面八方，很難對付。在國會選舉中，公開反政府的候選人在國會選舉中取得了重大收穫，但他們在眾議院以大約十五個席位之差，在參議院以兩個席位之差，未能取得控制地位。但是，當戴維斯政府保持了國會的微弱多數時，由於沒有一個黨組織，政府就很難調動這個多數。
北部則恰恰相反，林肯是一個朝氣蓬勃、組織完備的黨的領袖。而且組織得同樣好的反對勢力的存在有助於共和黨人在重大問題上的團結。林肯在面臨激進共和黨人的批評時，戰爭的勢頭則推動溫和派轉向解放奴隸和全面戰爭的激進政策，從而在歷次選舉和重要的國會投票中使黨團結一致。北部的州長幾乎都是共和黨人，這就在各州與中央政府之間建立起忠誠和互利的關係。
到1863年，由於戰爭的影響，北部的經濟力量更加強大，而使南部變得更為虛弱。邦聯無論是在戰場上或是內部戰線上，都正在輸掉這場戰爭。
第二十一章 後方
戰爭對北方經濟的影響
1863年，伴隨著軍事與外交上的勝利，聯邦迎來了經濟上的空前高漲。北方在軍需生產的刺激與軍事勝利的鼓舞下日益強大，與此同時，南方則因遭到入侵和破壞而日漸衰弱。《紐約太陽報》對即將結束的戰爭評論道：&ldo;叛亂之初，叛軍領導人最欣賞的論調是，如果南部不再與北部進行商業貿易，那麼&l;紐約大街上將雜草叢生&r;。&rdo; [ 註：這確實是南部的一種論調，1861年6月，南部的幾家報紙都轉載了《路易斯維爾信使報》上一篇題為&ldo;他們大街上的雜草&rdo;的文章，有人聲稱在繁華的紐約大街上確實看到了雜草在生長。其他人則描述了紐約&ldo;寂靜的街道，無人居住的旅館……。曾引為自豪的都市的繁榮已經消失，……因為南部的貿易決不會恢復。紐約必定要衰落。&rdo; ] 但實際上，&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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