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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寫道：&ldo;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l;友&r;。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今年就要將一&iddot;二八、九一八的紀念取消，報上登載的減少學校假期，就是這件事，不過他們說話改頭換面，使大家不覺得。&l;友&r;之敵，就是自己之敵，要代&l;友&r;討伐的，所以我看此後的中國報，將不準對日本說一句什麼話。&rdo;&ldo;中國向來的歷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時候，總是自己動手，先前本國較好的人、物，都打掃乾淨，給新主子可以不費力量的進來。現在也毫不兩樣，本國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國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rdo;致蕭軍、蕭紅的信。‐‐編者
1950年9月，臺灣重刊此文時有一段前言。
&ldo;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號《外交評論》雜誌刊出徐道鄰&l;敵乎？友乎？&r;一長文，極受國內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為重視。徐道鄰因此文之發表而名噪一時，後辭官控告馮玉祥為殺死其父徐樹錚主犯案，更為轟動，但當時社會對此文半信半疑，有謂非徐所寫而出於佈雷先生手筆，且系當局授意。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蔣總統之前前言：&l;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亟思設法開啟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囑佈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佈雷名義出之，乃託徐道鄰君印行。近閱是篇，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於將來東亞各族之前途乎&r;！&rdo;（見《蔣總統集》第二冊第2057頁）陳佈雷在回憶錄中說：&ldo;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為日本依傍無主之國論闢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凌逼之氣勢也。既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誌；亦均紛紛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事後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為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將信將疑，但至少與彼邦主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雲。&rdo;
侍從室與陳佈雷(1)
蔣介石侍從室這一機構，過去是非常惹人矚目的。因為，首先它是蔣身邊的一個機要部門，得悉最高機密與內幕；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蔣介石的意旨辦事的，權力很大，也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凡是下面要呈報情況、打通關節，最便利的捷徑便是透過侍從室；而侍從室放出去的人員，也大多在國民黨軍、政界擔任要職。
侍從室這個機構的成立，大致經過兩個階段。在1932年一&iddot;二八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擔
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在&ldo;攘外必先安內&rdo;的口號下，到處&ldo;剿共&rdo;，在漢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ldo;剿共&rdo;總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行營；他時常出發到鄂、贛，親自&ldo;督戰&rdo;，隨身帶著幾個秘書、副官、參謀人員。當時楊永泰建議，把這些跟從他的親信組成一個侍從室，列入南昌行營的編制之內，這是初期階段。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次年在陝甘寧邊區建立了根據地，一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蔣介石準備召開&ldo;國大&rdo;，這10年間，侍從室不斷擴大，從原來的第一、第二兩個處擴增到三個處。這是侍從室發展的重要階段。陳佈雷在侍從室二處任主任，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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