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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雷不願取代，堅辭。回滬前向蔣介石謁辭，仍請助成其辦報志願，許之。抵滬後，乃與《時事新報》訂合作之約，電告蔣於徐州，得覆許可，遂入《時事新報》任總主筆，主持社論。同時，兼辦&ldo;戊辰通訊社&rdo;，使《商報》舊人，略有安插，因《商報》已停刊。陳又與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陳果夫等，創辦《新生命月刊》，親撰發刊詞。以後《新生命月刊》發表十大教授&ldo;本位文化建設宣言&rdo;，打擊左派言論。
1929年（民國十八年），陳佈雷40歲。說：&ldo;餘在《時事新報》，奮鬥至為艱苦，蓋黨員只餘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滄波亦尚未入黨。其餘均對革命無信仰，如趙叔雍、周教庵等，則反對本黨甚烈。同事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實情況，恣意抨擊，以唱高調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營利自圖。潘君公弼任經理，亦相與委蛇而已。餘在社年餘，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為立場，顧措辭必力求平實，一般以為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為如此宣傳，在統一國民見解上較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出阻撓，陳師魯境，辱我官吏，殘我民眾，宇內激昂，餘首撰&l;暴日膺懲&r;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繼思北洋軍閥未除，國內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為&l;統一第一&r;之口號，督促國民革命一意北伐，勉國民忍辱負重，澈底圖強。其時有《民眾日報》者，以別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戰之論，與《時事新報》辯難甚烈，然卒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延闓公以宣傳方針密令滬上黨報遵照，乃與餘所揭櫫者合符，滬上論壇，亦以《時事新報》非《民國日報》之比，認為此論正確，相率共鳴，蓋在黨的力量未能深入社會以前，固賴黨員在非黨機關多方奮鬥，而後其效力乃大也。&rdo;
是年7月，陳佈雷隨蔣介石赴北平，《時事新報》社論之編撰，託程滄波代理。8月，陳佈雷奉派任浙江省教育廳長，辭意甚堅，然終於出任者，則以《時事新報》主者誤陳佈雷必以入仕為榮，總經理張竹平每見陳佈雷，即以升遷為賀。陳佈雷頗疑其意，在藉此使其離職，以保持該報之所謂&ldo;中立性&rdo;，於是不再任該報主筆。從此陳佈雷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的志願，因蔣介石倚重而脫離。於民國二十年在南京任教育部次長，陳佈雷仍屢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未果。但是他謙和平實，仍然是新聞記者風度，愛護報人，扶植報業，莫不盡心盡力。陶希聖說：&ldo;上海南京路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佈雷先生是《商報》的主筆。在《申報》與《新聞報》那樣的大報以及《時事新報》與《民國日報》那樣有政治色彩的報紙的中間，《商報》以社論能言者著稱。凡是瀏麗潑辣的社論，大抵出於佈雷先生筆下。五卅慘案之後，上海罷工風潮洶湧之中，我參加&l;十教授宣言&r;。&l;商報&r;發表這個宣言，並由佈雷先生執筆，以社論為之響應。&rdo;（陶希聖：《記陳佈雷先生》）
程滄波則說：&ldo;佈雷先生從政20年，比較他從事記者的時間，要超過一倍。但在他20年從政中，我們從旁窺見他的內心，實時時不忘重理舊業。他對新聞界中朋友，隨時鼓勵不要離開自己的崗位。在民國二十九年秋間，我因接受監察院之聘而脫離《中央日報》。那年九一節，他特為寫一封長信給我，為我離開報館而惋惜，為當時戰時首都少一個新聞從業人員而嘆息。抗戰勝利後，他時時總想回到上海去做記者。三十六年間我辭去江蘇監察使，專辦《新聞報》。政府明令發表之日，他由南京特為寄書對我道賀並致其欣羨。書中說：&l;兄今真為獨立與自由之記者矣&r;。他對新聞事業興趣之濃厚，與認識之真切，當世真無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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