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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我得立即加上一句，不是隻有資本主義大國才出過這類醜事。&rdo;西哈努克介紹說，&ldo;1965年，我應邀前往包括亞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北韓以及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等國進行正式訪問，先後次序是根據這些國家提出的日期和日程定好了的。但到了北韓的首都平壤時，蘇聯大使館的一位外交官員來看了我。他手裡拿著一份從莫斯科拍來的電報，說什麼由於蘇聯領導人在原定訪問期間&l;突然很忙&r;，因此粗暴地要我推遲訪問，而且對新的訪問日期隻字不提，我苦思冥想，是不是我在北京或平壤說過什麼得罪他們的話呢？可我一點也想不起來，也未曾要求蘇聯人對此作出說明。我取消了對其餘國家的訪問，直接回金邊。&rdo;
西哈努克在介紹了上述情況後指出：&ldo;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這類行為是完全不符合他們認為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概念的。我早在1958年3月22‐29日這期的《柬埔寨現狀》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把我們同中國的關係的這個方面說得非常清楚了。我在我第一次訪問北京時就發現他們是真正尊重國家和個人的尊嚴的。&rdo;
西哈努克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ldo;周恩來總理談到了大國沙文主義，共產黨政府深知亞洲和其他小國對於它們應享有的尊嚴和聯合國關於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能否落實是特別敏感的。在對待國賓的禮儀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視現象，構成了這方面的大部分幻想被破滅的基礎，而亞洲國家認為西方國家的確存在這種做法，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ldo;有聲望的亞洲人，對他們的榮譽問題比對金錢問題重視得多，要是重物質主義的西方人真能瞭解這一點的話，他們準會大吃一驚。&rdo;
文章同時指出，中國給予物質援助不附帶條件，也不講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話。使用中國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實際上沒有任何時間限制。&ldo;我把這種態度同美國人老是埋怨我們保持中立作了對比，而且美國人總讓我們感到他們在說服國會繼續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難的，而且這方面的困難繼續存在，將來也還會有。&rdo;西哈努克繼續寫道，&ldo;他們把這一點強調到讓我有以下感覺的程度：即他們對幫助不發達國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衛自由方面毫無興趣，相反，他們是想要收買不發達國家人民的良心，就像共產黨人所說的那樣，把這些人當作炮灰……但是，搞一支僱傭軍隊到底有什麼價值呢？如果這支軍隊願意為付錢的人打仗的話，那麼它不是也很可能背叛他，跑到肯付更多錢的新主人那邊去嗎？&rdo;
西哈努克說：&ldo;我用不著對這段話作任何修改，因為它在今天對尼克森主義以及什麼印度支那戰爭越南化等等仍然適用，而且適用得更加維妙維肖。尼克森之所以最後遭到不光彩的失敗，恰恰是由於僱傭軍到了面臨真正考驗的時刻是毫無價值的緣故。&rdo;
&ldo;中國領導人從來也不咄咄逼人。&rdo;西哈努克在回憶錄中寫道：&ldo;他們從未說過：獨立嘛當然可以，不過它必須是&l;紅色的&r;獨立；中立嘛當然也可以，但它必須是&l;左派的&r;中立。只要獨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帶任何條件。對柬埔寨是這樣，對整個東南亞也是這樣。毛主席或周總理從來不對我進行說教、訓斥、警告或給予什麼&l;友好的忠告&r;等等之類的東西，而西方領導人及其在亞洲的僕從們則總要對我來這一套。而且中國人在給經濟援助時總是很謙虛，並且通常先加上這麼一段話：&l;要是質量更好一點就好了，可是我們自己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要是數量更多一點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