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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用兵陝、甘，受害的不僅是回民。當時他所對付的還有所謂&ldo;土匪&rdo;，那其實是流離失所的窮苦漢民。左宗棠奏報中承認：&ldo;有無家可歸，流而為匪者，有因官軍誅求無厭，無所控訴，激而為匪者。&rdo;他又說：&ldo;只分良莠，不論漢回，為久遠之規，制賊之本。&rdo;2這就是說，不論漢回，只要是封建統治者看來是&ldo;莠民&rdo;的，都要誅殺。左宗棠對土匪也採取招撫的辦法。有些豪強惡霸就乘機收容貧苦的群眾，組成隊伍，形成自己的實力，向居民進行勒索劫掠，又藉以求得招撫，為自己開啟升官的門徑。董福祥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他本是盤踞在花馬池（寧夏的鹽池）的一個土匪頭子，受招撫後追隨左宗棠，後來成了在甘肅殘害壓迫漢、回人民的一個軍閥。
左宗棠在同治八年（1869年）敘述甘肅東部的情形說：&ot;平、慶、涇、固（平涼、慶陽、涇川、固原）之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ot;1《平定關隴紀略》一書中說：&ot;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復轉徙之他。蝗旱繼之，癘疫又繼之，浩劫之餘，孑遺有幾？方是時，千里蕭條，彌望焦土&ot;2。這些災難是由封建統治者的反動民族政策造成的，左宗棠的軍隊和其他歷年以回、漢人民為敵的官軍是直接造成這些災難的兇手。
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已經把陝、甘的回民起義大體鎮壓下去以後，西北的問題還沒有終結。事情又發展到了新疆。
當時，清朝在新疆各處設官屯兵，天山北路設伊犁將軍，南路設參贊大臣，先駐於喀什噶爾，後遷到葉爾羌。此外，還在烏魯木齊、哈密等地設都統或辦事大臣。天山北路的居民有許多是早先從甘肅西部遷來的回民，天山南路的居民大多是維吾爾人，天山南北都有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清朝政府在全疆實行的屯墾政策，對於開發這裡的農業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太平天國大革命的影響也不能不逐漸波及新疆這個邊遠地區。清朝官兵在這裡欺壓各族居民，進行橫徵暴斂，勢必引起各族居民的反抗。這裡靠近國境，清朝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各方面的野心家在這裡進行陰謀活動，沙皇俄國和英國又都乘機向這裡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因此，在這個地區形成了十分複雜的形勢。當時新疆的局勢足以表明，封建統治者不但造成國內各族人民的深重的災難，而且又為陰謀分裂中國的國內某些反動勢力和外國侵略者及其走狗提供了可乘之機。但這些由於己超過本節的範圍，將留到後面再去談到。
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國內各少數民族的群眾起義也相繼失敗，這又證明瞭各少數民族的解放鬥爭是同在全國人口中佔大多數的漢族廣大人民的鬥爭不可分的。沒有全國性的革命勝利，個別少數民族的鬥爭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勝利，有時甚至可能被國內外反動勢力引入歧途。
（三）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掠奪的加緊
中國人民的苦難的日益加深，不但由於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剝削，而且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加緊經濟掠奪。
在我們這裡所說的三十年間，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段發展。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更劇烈地展開了對殖民地的爭奪和瓜分。當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其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剝削的主要特徵是掠奪性的資本輸出，即伴隨著政治特權的取得，投放資本到這些經濟上尚處於落後階段的國家和地區，直接利用那裡的原料和廉價勞動力，攫取超額的利潤。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是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才以越來越大的規模進行，但在這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