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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雖然年輕，但是家族的傳承，父親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瞭然於心，而他也是一個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與否，不僅關係著秦國的強大，更關係著父親的遺願。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後，連續多次發布了求賢告示，希望能招攬到推動改革的人才，他將給這個人才毫無保留的信任，讓他幫助自己締造一個強大的大秦帝國。他很快等到了這個人才‐‐商鞅。
對於秦國這個有著特殊成功條件的國家來說，商鞅，也是一個不可複製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孫鞅，是衛國貴族的後人，在西奔秦國之前，他曾經在魏國相國公叔座身邊做謀士，那時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為相國的公叔座，許多重要的謀略，其實都來自作為他高參的商鞅。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商鞅真正接觸到了當時戰國最強大國家的核心行政機構，他的施政經驗和視野，都來自於這段時光。從師承上說，商鞅承襲自李悝的法家學說，對李悝的《法經》非常推崇，並且精心研究，在漫長的思考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這樣一個有深厚理論積澱和豐富施政經驗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選。
商鞅來秦國之前，有兩個偶然因素，讓他差點來不了秦國，一是長期欣賞商鞅才華的公叔座，臨終前將商鞅推薦給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夠認可公叔座的推薦，那麼恐怕就沒有強大的大秦帝國了，但魏惠王卻認為公叔座老糊塗了，對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個意外，是老謀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將來勢必成為魏國大敵，因此勸說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殺了他。商鞅知道後只是冷笑，他既然不聽你的話用我，又怎麼會聽你的話來殺我。事實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沒拿商鞅當盤菜。不用也不殺，任他自謀生路去了。
這兩個偶然，也包含著一些重要的資訊：第一，經過在公叔座身邊數年的錘鍊，商鞅已經鍛造出了深不可測的心機，對於他人心術的揣測，早已做到料事如神，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才能承擔起那場驚天動地的變法。第二，魏惠王並不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聽了公叔座的話重用商鞅，也不會長期地信任商鞅，這樣一個剛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給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臺。
所以這時期的商鞅，將希望寄託在秦國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當時的六國裡，趙國和韓國還沒有大規模的變法，齊國是宗族當道，商鞅更不具備鄒忌那般諷諫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於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國，吳起的例子也擺著呢。所以，秦國，是胸懷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遠的秦國僅有的選擇。
公元前361年，商鞅來到了秦國，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經過3天的攀談，商鞅以其學說打動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頒布了變法令，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這場改變戰國歷史的變革，從此開始了。
【二】
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註定荊棘密佈。在變法令頒布以前，秦孝公曾召叢集臣討論，結果引來了舊貴族們的集體反對，大臣甘龍等人極力阻撓商鞅變法，而商鞅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當場與甘龍等人展開了辯論，一番唇槍舌劍將反對派駁得啞口無言。明火執仗的反對，就此變成了暗流，無數的明槍暗箭，在商鞅變法的路途上等著。
但商鞅不懼，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長年的沉浮，讓他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變法要成功，必須採取最簡單直接的辦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斬亂麻。所以商鞅採取的第一個政策，就是要變法，先變人。所謂變人，就是要樹立改革者的絕對威望，讓他獲得大多數人的足夠的信任。完成這個目標談何容易，你商鞅是誰？秦國有幾個人認識你？難道還要一個接一個苦口婆心地勸說，或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