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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逃脫了那樣卑賤的命運而感到僥倖，更感到恥辱。
功成名就的&ot;知識分子&ot;們，一般都勤於研究高深的學問。學問是至高無上的。因此，他們對農民們的遭遇和命運自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們呼籲的&ot;自由&ot;，僅僅是自己能夠享有的自由；他們期望的&ot;民主&ot;，僅僅是自己能夠享有的民主。
他們以為自己就能夠代表&ot;中國&ot;。他們有意逃避對農民問題的關注，他們害怕承擔良心上的壓力--假如他們還有良心的話。
當然，他們更害怕走過禁區的紅線。因為跨越了紅線，可能導致自己失去職稱、待遇和房子。
不是嗎，國內研究農民問題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學者秦暉，因為幫農民說了幾句話，就失去了清華的教職。他的遭遇沒有激起同樣是教授的學者們的同情和憤怒，反而大大地助長了冷漠和虛偽的泛濫，以及犬儒主義的盛行。人們沒有把尊敬給予勇者，反倒在背地裡竊竊私語：&ot;他就是前車之鑑，我們再不能像他這樣惹火燒身！&ot;
集體&ot;缺鈣&ot;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或者玩弄國故，或者炫耀&ot;後現代&ot;；或者關心在&ot;核心期刊&ot;上發表論文數量，或者像紅眼的公雞一樣盯著有限的幾個&ot;一級教授&ot;的名額。最成功者，或許還能夠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頭銜，代表&ot;人民&ot;去參政議政。然而，他們當中究竟有幾個人願意去關注和理解農民的問題呢？
無論是否來自鄉村，一旦走進書齋和學院，他們就遠離了苦難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們就學會了說假話，練就了硬心腸。《聖經》中說：
你們要防備文士，他們好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的安；又喜愛會堂裡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馬可福音12：38-39》）
學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數的人真心關注農民問題，例如秦暉。在國內的學者中，秦暉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而獨到的研究。他發現，中國的農民問題在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尷尬：統治者越是&ot;重農&ot;，農民越是倒黴。這個怪圈一直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彰顯著。
主導秦朝國策的法家，焚書坑儒而唯&ot;耕戰&ot;是務，把&ot;上農除末&ot;的調子唱得最高。但是，把農民逼得走投無路、群起造反，以至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統一王朝的，也是秦。靠農民起義上臺的朱元璋，張口&ot;朕本農民&ot;，閉口&ot;享我農師&ot;。他不僅&ot;立法多右貧抑富&ot;，還下令&ot;農夫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ot;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農民，卻悲慘地發出了&ot;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ot;的呼聲。
與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頌揚農民的調子越唱越高--從&ot;同盟者&ot;到&ot;主力軍&ot;，從&ot;民主革命的動力&ot;到&ot;蘊藏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ot;，從&ot;亞洲的農民比歐洲的工人更先進&ot;到&ot;貧下中農上管改&ot;，結果如何呢？調子最高的時候，餓死的農民也最多。
農村、農業和農民這&ot;三農&ot;問題，又不僅僅是就&ot;農&ot;言&ot;農&ot;所能夠解決的。秦暉指出：&ot;如今到農村改革深化後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農民流動、地權整理、鄉企轉制、村政改革、減輕負擔……但正如民工潮與亂佔耕地這兩件事突出地顯示的：現在的許多&039;農村問題&039;根子實際在城市，改革到如今，&039;就農言農&039;已經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