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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變法殞身。新化的陳天華乾脆在日本投海自殺，以此激烈的行為喚醒國民。還有辛亥革命功臣熊希齡與宋教仁，臺灣現知名政治家宋楚瑜與馬英九等。

表現在革命中，“憂患意識”讓湖南有著濃濃的愛國傳統與熱情。湖南人有著“義無反顧”、“必達極端而後矣”的將革命鬥爭進行到底的韌性。有著“善變”，即與時俱進，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的“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有著“知無不行”，即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務實作風。這是革命的“正極”。

然而，往反地說，湖南人的性格就像湖南的天氣，*兩極。一旦過了頭，一旦解了套，一旦失衡，便會走向極端。辛亥革命時期，這“兩極”更是暴露無遺。盲從的“愛國熱情”，讓湖南人在“革命救亡”中有“閉關自守”之嫌。湖南人的“霸蠻”有時表現為“倔犟偏激”，這裡除含有革命性與鬥爭性強外，還有另一層含義，即因簡單急躁情緒而產生的激越行為，如自殺、暗殺以及其他的“不擇手段”。

辛亥革命志士楊卓霖被捕後，在刑堂上義正詞嚴地宣告：“白種害我黃種，卓霖立志保種救國。”禹之謨當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遇難後，慷慨地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依賴異族政府改行新法，等於與虎謀皮。”由此看來，湖南志士這種將愛國與革命聯絡在一起，力倡“革命救亡”的精神可敬可親，但將吸外國（族）的先進科技之長，包括進步的政體等一票否決，這無疑有失偏頗。事實上，在後來湖南人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中，就是將*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才取得新*主義革命成功的。　txt小說上傳分享

關於天：冰火兩極有韌性（7）

蹈海投江自殺者，湖南辛亥革命前後有陳天華、姚洪業、楊敏麟、彭超和易白沙5人之多，這是全國絕無僅有的。他們以此悲壯的舉動“勵志”，以此喚醒國人，但這是湖南人性格極端的表現，他們的行動畢竟不夠冷靜，缺乏理智，其情可悲，其行不足為訓。

辛亥革命志士楊敏麟等曾大力鼓吹的暗殺行動，與恐怖活動有些淵源。他們自製炸彈，並親自鼓吹與參與暗殺活動。楊敏麟還是在京留日學生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主持人。其團員有何海樵等6人，他們潛回北京後，伺機行刺頑固派首領慈禧太后，但始終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後因經費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後介紹蔡元培加入暗殺團。蔡元培又介紹愛國女校懂化學的教師鍾憲鬯、俞子夷二人入團，製造炸藥。不久，章士釗、劉光漢等人也加入了暗殺團。

1905年9月，楊敏麟與吳樾謀炸出洋考察憲政之五大臣。是年9月24日，吳樾隻身懷揣炸彈進入北京車站，登上五大臣專車。正擬投彈時，機車與列車接軸，車身震動，引發炸彈自行爆炸，吳當場犧牲，五大臣中，載澤、紹英被炸傷。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孫中山對其“奮鐵彈之一擊”，以身報國的大無畏英勇氣概十分讚賞。1912年3月1日孫在《祭革命死義諸烈士文》中稱“吳彈姻於燕幽”，並令陸軍部準建祠以祀烈士。著有《吳樾遺書》。

黃興在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一度想躬行暗殺，以報死難者。到宋教仁被刺，黃興還沒放棄以暗殺報復暗殺主張。黃興在給孫文的信中說：“宋案發生以來，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歸來，極為反對。”這種“恐怖”暗殺手段顯然不足取。

劫難是最亮的疤

只要目標崇高，手段不在考慮之列。偉大的革命，目標一旦確定，即使路不在腳下也要走下去，對於以焦達峰為首的湖南革命黨來說，對此是發過誓喝過雄雞血酒的。

1910年4月，長沙搶米風潮被地方當局彈壓後，焦達峰、黎先誠、周海文、沈仙舟、郭益吾和謝介僧6人出走醴陵，一住半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