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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劉湘是非常重視他與張學良的友誼。二人一直十分友善,兩廣事變期間,劉與張、楊之間也常交換意見,他們對兩廣地區實力派的正義行動是同情和支援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劉湘感到高興,但鑑於南京對四川的壓力,起初沒有公開表態,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贊成張、楊的八項主張,並表示願以四川作為張、楊的後方。但在那時,南京及孔祥熙也有電報給劉,不公開表態是不行的,劉便於12月18日發出通電,提出&ldo;擁護中樞,抗禦外侮,弭息內爭,營救領袖&rdo;等問題,希望放蔣,同時肯定事變的正義性。電文中說:&ldo;國人頻年以來,因外侮日亟,禦侮雪恥之念無時或忘,主張雖有緩急,所見或有偏全,而愛國抗敵之志,實無軒輊。……各方所爭,即在抗敵之時間與方法,而不在抗敵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國力,使強敵坐收漁人之利?&rdo;
在綏遠的抗日將領傅作義,早在1928年就曾得到張學良的保護,從那以後,二人關係一直很好。綏東抗戰爆發後,張學良不僅在政治上給予聲援,而且還派一個騎兵師前往援助,所以對西安事變傅作義積極支援,態度鮮明。12月24日,他還親自乘飛機來西安,後來只是因為飛機迷航,在途中耽誤了時間,而這時張學良也已送蔣回南京了,二人才沒有見面。
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掌管晉、綏兩省的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則是另一種型別。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幾年,他是搖擺不定的,他一會兒與日本人勾搭,一會兒擁蔣反共;一會兒表面服從蔣介石,暗中卻積極支援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甚至與共產黨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產黨員彭雪楓、薄一波等在此期間都曾在山西工作過,並與閻錫山有過一些接觸。可是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卻變了臉,連呼&ldo;驚痛&rdo;,一片責難之聲,如在復電中說:&ldo;……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移內戰為對外戰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rdo;後來,根據孔祥熙的請求,擬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山西省清鄉督辦徐永昌去西安,以調停南京政府與西安的爭端,張學良斷然拒絕了,並對部下說:&ldo;要閻錫山來做保證人,是不必要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兒自己了。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他對我們只是滿篇責備,毫無半點同情。他把他給我們的電報還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裡的報紙上,向南京政府討好,這樣的人我們不同他共事,不讓他投機取巧找便宜。&rdo;12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於他們各自的特殊情況,最初不敢公開表態,等看到事變將會和平解決時,才發了通電,如宋、韓12月23日在向全國發出的聯名通電中,就主張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事變應政治解決,避免軍事衝突。西安事變爆發後,《新疆日報》曾發了&ldo;號外&rdo;,人們都認為盛世才一定會發通電支援張、楊的。他在當時有表示贊同之意,只是由於看到蘇聯不歡迎這一事變(蘇聯《真理報》對西安事變作了歪曲事實的報導,認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英、美、德、意、日等國都跟著指責張學良;有的是因情況不明,有的是別有用心),對張學良有所指責,他才又改變了態度。對此人在西安事變後的急轉,周春暉有如下評述:
盛世才為了測驗部屬思想趨向,於西安事變翌日,在都署西大樓召集駐省少校級以上軍官及各機關正副首長,當場出了三個題目:一、張副司令兵諫蔣介石這項措施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