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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進攻者會放棄進攻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如果進攻者一再進攻，而防禦者除了抵禦進攻以外不採取其他任何行動，防禦者就沒有辦法避免對方的進攻遲早會得到成功的危險。
因此，即使在現實中強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確切地說強者的疲憊，往往導致了媾和，那也是戰爭在大多數場合具有的不徹底性造成的，在理論上不能把它看作是這種防禦的總的和最終的目標。這樣一來，這種防禦只好從等待的概念中尋找它的目標了（等待本來就是防禦固有的特徵）。
等待這個概念包括情況的變化，處境的改善，當處境根本不能透過內部的手段即透過抵抗本身求得改善時，就只好期待外力來幫助改善。所謂外力來幫助改善，無非是指政治關係的改變，這或者是防禦者有了新的盟國，或者是原來反對他的同盟瓦解了。
在防禦者兵力小而不能進行任何猛烈的還擊時，等待就成為目標。不過，根據我們給防禦規定的概念，並不是每一次防禦都是這樣的。根據我們的概念，防禦是較強的作戰形式，正因為如此，在有可能以強烈程度不同的還擊作為目標時，人們也可以採取防禦。
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把這兩種情況區分開，因為它們對防禦有不同的影響。
在第一種情況下，防禦者力圖儘可能長期地佔有並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國土，因為防禦者這樣做可以贏得的時間最多，而贏得時間是達到他的目標的唯一途徑。防禦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可以達到積極的目標，而且這能為他提供，在媾和時實現自己意圖的機會，但他還是不能把積極目標列入戰爭計劃。在戰略上處於這種被動狀態時，防禦者在某些地點取得的利益僅僅是抵抗住敵人的進攻；即使他在這些地點上取得了優勢，也必須轉用在別的地點去，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各處的情況通常都是緊急的；如果他連這樣做的機會都沒有，那麼往往就只能去取得微小的利益，即取得暫時喘息的機會了。
當防禦者的兵力不是太小時，在防禦的目標和實質不變的情況下，他也可以採取一些小規模的進攻行動，如入侵、牽制性進攻、進攻個別的要塞等，但這時主要的目的是獲得暫時的利益，用來補償以後的損失，而不是永久的佔領。
但在第二種情況下，防禦中已經含有積極的意圖，防禦已帶有較多的積極的性質，而且各種條件越容許進行猛烈的還擊，積極的性質就越多。換句話說，越是主動地採取防禦，以便將來確有把握地進行第一次還擊，給敵人設下的圈套就越大膽。最大膽的、成功時效果最大的圈套是向本國腹地退卻；這也是同上一種防禦方法差別最大的一種手段。
只要回憶一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和俄國在1812年所處的不同情況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了。
當戰爭開始的時候，腓特烈由於已經完成戰爭準備而佔有某種優勢。這為他奪取薩克森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薩克森確實是他的戰區的一個極其自然的補充部分，因而對薩克森的佔領非但沒有削弱他的軍隊，反而還增強了他的軍隊。
在1757年戰局開始時，他曾試圖繼續進行戰略進攻，在俄國人和法國人到達西里西亞、馬克和薩克森戰區以前，他進行戰略進攻並不是不可能的。這次進攻失敗了，他被迫在戰局後期採取防禦，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亞，從敵人手中奪回自己的戰區，當時，他也是用同一支軍隊先向奧地利人發起了進攻才奪回自己的戰區的。而這樣的優勢也只是防禦為他提供的。
1758年，當他的敵人已經縮小了對他的包圍圈，而且兵力對比已經開始對他非常不利時，他還試圖在摩拉維亞進一次小規模進攻。他想在敵人還沒有完全準備好以前佔領阿里木次，但他並不是希望保持這個地方，更不是希望把它作為繼續前進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這個地方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