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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庫涅斯多夫會戰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擊時佔領了俄軍左翼陣地，繳獲了七十門火炮，但在會戰終了時又都丟了，所以前一部分戰鬥的全部成果就從帳本中勾銷了，假使他適可而止，把會戰的後一部分推遲到第二天進行，那麼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戰鬥的收穫也可以抵銷這個失利。
但是，如果在戰鬥還未結束時已經預先看到戰鬥的不利情況，並且把它扭轉了過來，那麼這種不利的結果不但可以從我們的帳本上一筆勾銷，而且還可以成為更大勝利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人們仔細考慮一下戰鬥的戰術過程，那就不難看出，在戰鬥結束以前，各個部分戰鬥的一切結果都不過是暫時的，在總結果中不僅可能被抵銷掉甚至還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我方作戰的軍隊被擊潰得越多，敵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敵人的危機狀態也就越嚴重，我方生力軍的優勢也就越大。如果這時總的結果轉化為對我有利，我們從敵人手中奪回了戰場和戰利品，那麼敵人以前在奪取戰場和戰利晶時所耗費的一切力量都成為我們的純利，而我們以前的失敗卻成為走向更大勝利的階梯。這&r;時，敵人在勝利的情況下認為值得為之作出犧牲的輝煌戰績就化為烏有，剩下的只是對犧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勝利的魅力和失敗的災殃就是這樣地使勝利和失敗變幻莫測。
因此，如果我們佔有決定性的優勢，能夠以更大的勝利來報復敵人，那麼，最好是在這次戰鬥( 如果它是相當重要的話) 尚未結束以前就扭轉不利的局勢，而不是發動第二次戰鬥。
1760年勞東將軍在累格尼察進行戰鬥時，道恩元帥曾企圖援助他。但是當勞東戰鬥失敗時，道恩雖然有足夠的兵力，卻沒有設法在第二天進攻腓特烈大帝。
由此可見，在會戰以前進行浴血的前衛戰，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採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應該避免的。
我們還要研究一下另一個問題。
如果一次結束了的戰鬥是一件完結了的事情，那麼它就不能成為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的理由。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必然是以其他情況為根據的。但是，這個結論同我們必須考慮的一種精神力量‐‐復仇心是牴觸的。上自最高統帥，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會缺乏這種感情，因此，再沒有什麼比復仇心更能激起軍隊的鬥志了。不過，在這裡有一個前提，這就是被擊潰的只是整個軍隊中不太大的一部分。否則，復仇心就會由於整個軍隊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而消失了。
因此，為了立即挽回損失，特別是在其他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發動第二次戰鬥時，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樣的第二次戰鬥必然是進攻，這是事物的性質決定的。
在許多從屬性的戰鬥中，可以找到很多這種利用復仇心的例子。但是，規模較大的會戰通常都是由許多其他原因決定的，而不是由這種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爾在他的兩個軍在蒙米賴被擊敗以後三天，在1814年2 月14日率領第三個軍走上了同一個戰場，毫無疑問，這是復仇心驅使他這樣做的。如果他知道可能與拿破崙本人相遇，那他當然有充分的理由暫時不去復仇。但他當時希望的是找馬爾蒙報仇，結果他那種高貴的復仇心不但沒有帶來什麼好處，反而由於失算而帶來了失敗。
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幾個部隊之間的距離，取決於戰鬥的持續時間和決定勝負的時刻。這種配置只要是為了進行同一個戰鬥，那就是戰術部署。但是，只有當它們距離很近，不可能進行兩個獨立的戰鬥，也就是說它們所佔的空間在戰略上可以看作是一個點的時候，這種配置才能看作是戰術部署。然而，在戰爭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部隊之間，也不得不保持相當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