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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明的君主，一定是道法周全而能行督責之術的人。君主督責臣下，臣下就不敢不竭盡全能以事君主，君主臣僕的名分可以由此確定，君上臣下的地位可以由此分明，天下無論賢達還是不肖，也就沒有人敢不殫精竭慮地服從君主了。如此而來，君主獨斷制控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窮盡享樂的境地至於無極。賢明的君主，對此不可不體察洞明。

申子說：&ldo;擁有天下而不能放縱恣肆，可以說是以天下為桎梏。&rdo;之所以這樣說，沒有別的理由，由於不能行督責之術驅使臣下，只能以身替代，不得不為天下之民受苦受累，宛若堯和禹一樣，自入於桎梏當中。如果不能修煉申子和韓非的權術，不能施行督責的道法，不能制控天下以適應自己，反而去勞累身體，苦痛精神，徇身百姓的話，只能說是黔首的僕役，而不是奴役天下的主人，毫無可貴之處可言。

使他人適從自己，自己尊貴而他人低賤；使自己適從他人，自己低賤而他人尊貴。所以說，適從他人者，低賤也；被他人所適從者，高貴也。古往今來，沒有不是這樣的。古來凡是被尊賢的人，是因為他高貴；古來凡是被鄙愚的人，是因為他低賤。堯和禹，是以自身適從天下，為天下所奴役的人，竟然被流俗尊賢為聖人，真是失去了尊賢之所以尊賢的根本真義，可以說是大謬大誤。堯和禹的為人行事，是宛若桎梏般的為人行事，以自戴腳鐐手銬比說，當是再貼切不過了。堯禹的自賤愚行，歸結為一句話，都是不能施行督責之術的過錯。

韓非子說，&ldo;慈母膝下有敗家之子，嚴父之家無逆子悍奴&rdo;。之所以如此，是嚴懲必罰的結果。所以商君之法規定，揚棄土灰於道路者，處以黥鼻之刑。揚棄土灰是輕罪，黥鼻之刑是重罰，商君仰賴明主在上，所以能深行督責重罰輕罪。犯輕罪而有重罰，何況犯重罪？威懾之下，庶民哪裡敢稍許有所觸犯？

韓非子又說，丈餘布帛，庸人不願放手；千兩黃金，盜跖不去攫取。之所以如此，不是庸人貪心重，盜跖慾望淺，也不是布帛利益大，黃金被輕賤，而是攫取黃金必有斬手之刑，入手布帛未必有處罰相隨。城壁高五丈，勇士樓季不敢輕易冒犯；泰山高百仞，跛羊牧食踐踏其上。之所以如此，難道是因為樓季困於五丈城壁而犯難，跛羊反而以百仞泰山為平易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五丈城壁峭峻難以攀登，百仞泰山和緩可以援行，取決於艱險之勢的不同。同樣的道理，明主聖王之所以能夠久處尊位，長執大權，一人獨擅天下之利，沒有別的道理，只是因為能夠獨斷專行，精審於督責之術而使用重罰之刑，使天下不敢有所冒犯。如果不致力於防止冒犯的要事，而是糾纏於慈母之所以導致敗家子的瑣事，則是沒有體察到聖人所論的精髓。若不能專斷行聖人之術，反而捨身服事於天下，當是何等悲哀。

儉節仁義的人立於朝廷，荒唐放肆的歡樂止息；諫說辯理的諍臣近在身旁，散謾疏懶的心志收斂；烈士死節的行為彰顯於世，淫逸康樂的期待廢失。唯有明主能夠離棄這三種人，獨操主上之術以御控順從之臣，明法嚴察，所以能身位尊而權勢重。大凡被稱為賢主的人，必定是能夠迕世變俗、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的人，在世有尊重的權勢，死後有賢明的諡號。由是之故，明君獨斷，權不下臣，然後才能滅絕仁義之道，堵塞諫說之口，困阻烈士之行，絕聽無視外界，專聽獨視內心，既不受仁義烈士之行的影響，也不被諫說爭辯之辭所左右。如此才能煢然獨立，暢行恣肆享樂之心而無人敢於違忤，如此才可以說是修明了申子、韓非的權術，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權術明而天下亂的事情，古往今來沒有聽說過。

所以說，王道簡約而易於操作，唯有明主能夠實行。督責專精則臣無邪心，臣無邪心則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則主上尊嚴，主上尊嚴則督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