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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蘊珍，這個你就不必管好了。你現在治病要緊。。。。。。”巴金知道蕭珊是一位非常勤儉的女人。即便“文革”之前他的稿費比較充足的時候，每當出版社寄來了版稅，她都要小心地存到銀行裡去。那時候巴金和蕭珊已經住進位於武康路上的那幢獨門獨院小樓裡。夫妻倆樓上樓下的生活著，每月的生活用費，蕭珊都要做到精打細算。她不希望把巴金的稿酬花到一些無用的地方去，她始終把家庭生活控制到相當於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上。而她到一家雜誌社裡去作編輯工作，也是從來不索取分文報酬的。巴金喜歡蕭珊的原因也就在於此，他知道她是一個只顧奉獻而不求索取的女人。
“我不管。。。。。。。。。。。。。。。可是，將來，你到哪兒弄那麼多錢呢？”蕭珊望著護士們不斷把一些吊針和輸血器械送到自己的床前來，心裡就感到萬分揪痛。她發現自從自己手術以後，幾乎每天都要輸血和輸氧。巴金對她的病情如此關心，甚至到了不惜別一切代價為她治病的地步，這就更加讓蕭珊心裡不安了。
她十分清楚自從1966年以來，隨著巴金失去了安靜的寫作環境，他從前因寫作而積存下的一些稿費，都被造反派凍結在銀行裡。她沒有工資，巴金也不過只被允許每月從凍結的存款裡支出一點微薄的生活費。蕭珊生病以後幾乎把全家多年積蓄的一點生活費，都全然花盡了。她也知道6月裡巴金從上海回奉賢幹校後，向“工宣隊”提出的要從他凍結的稿費中支出一百元錢的要求，也被束之高閣地加以回絕。
“蘊珍，你不要被眼前的困難嚇倒，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巴金見妻子始終在憂慮著家，憂慮著因為自己的病連累了別人，他就在床前給她講故事，講他自己早年在上海如何投稿，如何解決生計的往事。巴金對她說：“一九二八年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就是靠這點微薄的收入餬口，苦日子也過來了。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向我要文章。當時我沒有錢租大房子，只好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早就對你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所以，蘊珍，你千萬不要考慮錢的問題，只要有人，就會有錢的。錢是身外之物啊！”
蕭珊不再說話了，她知道自己如果再說什麼，就會傷了巴金的心。只是她仍在為自己那越來越多的藥費發出陣陣嘆息。
巴金的情緒似乎很樂觀，他不住地開導她，繼續講自己早年的故事：“在回上海的最初幾年裡，我總是埋頭寫###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那時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就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換稿費花。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藉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