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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方遷都時，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對。永樂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費巨資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宮殿奉天、華蓋、謹身三殿被一場大火燒毀。朱棣以天變示警下詔求言，群臣又紛紛提出不該遷都的問題。朱棣震怒，將主事蕭儀下獄瘐死，並說：「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門外質辯。 《■衣生集》記載：「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

什麼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書無載，不得而知。於是，後人不斷地提出自己的解釋。丘浚說，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 。袁袠說，「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　。鄭曉說：「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谷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　孫承澤說：「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餘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宜遷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鹵，吾今子孫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　都下，足與鹵角，宜遷四。」

如此眾說紛紜，不外以下五點：一、北京為朱棣龍飛之地；二北京形勢優越；三、北京物產豐富，供給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與虜較。

明朝自洪武時起，便存在著北方蒙古諸部的威脅，但是，由於明軍的一再打擊，由於明朝政府的懷柔政策，更由於蒙古內部的分裂、紛爭，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樂年間，蒙古對明朝所造成的危險程度已經大大下降，否則，明朝不會有力量同時進行塞北、交南的戰爭，或者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活動也會受到影響。正統以後，蒙古的威脅日益嚴重。與其說是由於蒙古力量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這時，蒙古問題才成為朝政的一個中心問題。上面所舉明朝中後期人們對遷都原因的推測，都是囿於自己的時代，從自己所處時代的邊防現實出發的。它反映了明朝北邊從向外發展到向內收縮，從積極出擊到消極防禦的轉化。永樂時期根本用不著以遷都這樣舉國震動的措施來對付蒙古，說遷都僅僅是為「足與虜較」，或說僅僅是為了對付蒙古，顯然不符合明初的歷史事實。

如果遷都不僅僅為對付蒙古，那麼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處呢？我們還是考察一下永樂時期的人是怎樣說的吧。

永樂元年正月辛卯，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附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復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貨輻輳，射貨充盈，……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六部都察院等官復上疏：「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於今日。」

永樂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詔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纘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國。眷茲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建立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天地清寧，衍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據此綜而述之，永樂之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