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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謙所描繪的是一幅上下軍民全面的社會生活圖景。這時，仁宗才即位五個月，虞謙所指的「今」所存在的問題，顯然主要由朱棣來負責，它是朱棣施政所帶來的結果。朱棣自稱其為政要使民不失其養，如此弊政叢集，民焉得不失其養！其他暫且不論，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猶有凍餒之虞，民間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實，朱棣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不過是為他的好大喜功的興做不止所做的辯解和掩飾。既然百姓不失其養，便可以毫無顧惜地任意驅使勞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於洗刷自己篡位的惡名，因而永樂一朝，大事頻興，國家百姓為之耗竭。試看，永樂年間南征交■，戰爭持續二十幾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 ；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採木，工程歷時十四五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而「督辦官員能務公戒私，不貪贖厲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親徵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供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這樣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養」？正如洪熙元年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鉅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佛休」，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徵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饑荒、災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難更加深重。於是「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鹽賊橫生」 。

僅就《明太宗實錄》的記載進行統計，永樂一朝所謂「民亂」、「強賊」就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山西、河北，甚至號稱富庶的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夥的「強盜」和大批的「流民」。我們不妨將永樂後期的幾起「民亂」抄錄如下，以見永樂民生之一斑：

永樂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軍都督金玉為總兵官，蔡福為副，往山西廣靈等縣征剿山寇劉子進等。子進廣靈縣民，居鄉無賴，嘗自言往石梯嶺遇道人，授以雙刀劍，鐵翎神箭，能驅役神鬼。造為妖言糾集鄉民劉興、餘貴、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職名，以皂白旗為號，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採木旗軍，所過劫掠人畜，官軍不能制。事聞，遂遣玉等剿捕。

永樂十五年閏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賊劉勝孫糾集無賴，自號太平將軍，攻清流縣，劫殺居民，守臣執其首數人，送京師斬之，餘黨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縣賊陳添保等伏誅。初，添保與縣人杜孫、李烏觜及龍溪■馬郎、龍嚴、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張五官等聚眾作亂，燒劫龍溪銀場，殺中官及土民三十餘人，官軍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稱太平大人先鋒等號，招集賊眾，燒劫清流等縣，殺縣官軍民三十餘人。至是福建守臣執送京師誅之。

嘉興府賊倪弘三等伏誅。弘三糾集無賴作亂，劫掠鄉村，三年眾至數千，往來蘇湖常鎮諸郡，殺害官民，商賈不可勝計。發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討之。反為賊所敗，官軍多被殺傷，其勢益橫。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討賊，立賞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柵於小江港，議斷其走路。賊無所容，乃趨北河。新遣壯勇躡至桃源縣，生執其首數人送京師。至是皆磔於市。蘇湖諸郡之民始安。

永樂十六年五月辛亥，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以謀反伏誅。化初名僧保，畏避從軍，逃匿保定府新城縣民家。衣道人服，自稱彌勒佛下世，當主天下，演說應劫五公諸經，鼓誘愚民百四十餘人，皆信從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縣人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事聞，悉捕誅之。

秋七月己巳，湖廣靖州賊王忠，自稱平定侯，率眾攻劫武罔州，為守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