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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學心法》看，朱棣所標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觀念，自產生以來，便與政治密不可分，被統治者利用來作為加強自身權威的工具。以後歷代，天命觀雖迭經發展變化，但仍不脫君權神授的圈子。他們對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時又借天命畏人。作為最高統治者，明成祖朱棣繼承了西周以來天命觀中的許多內容。

由於時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擺脫對天的神秘觀念。蒼天高高在上，無言無視，而又無時不監，無時不保，世間萬事萬物無法逃遁，除將其神化，是無法做出其他解釋的。朱棣承襲了天人感通之說，其感通之處，在於人的「敬」與「不敬」。敬則受天命之眷佑，否則遭天命之遺棄。因而朱棣說：「吉凶晦否。匪降習天，實自由於人。」何者為敬？「法天之行，體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則為敬。又何者為道？「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天道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因此，要以自然無為治國，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誠無息」、「至公無私」安天下。如此，則「上天眷顧，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會造成「天命去之，人心違之」的局面，要想延長須臾的統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說的「人」有兩層意思。前者「實自由於人」，這人主要指人間的統治者，即人君。這個「人」必須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為享受天命眷佑的聖人，不然就不會受到上天眷佑。後者「人心違之」這個人，是指被人君統治的眾人。這個「人」是天下安與不安的根本。雖雲「天命違之，人心去之」，實則是「人心違之」從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無私的天道行事，則人心順暢服從，天命便會眷佑，如行事並非至公無私，不合於「天道」，人心便會違逆甚至反抗，天命也會遺之而去了。

這裡所說的天命，不是幾近於人心嗎？朱棣雖不能擺脫天命說的迷信成分，不能擺脫天人感應的謬誤，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國之道、民眾之心的順逆從違視為天下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無疑應當給予正面的評價。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話將君主神化，以加強自身的權威。他聲稱：「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然而這一天命說包含著明顯的邏輯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無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無私的而不是別的，從而也不存在什麼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麼，在其不公之時便與天不合，「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的說法便不正確。這個矛盾是致命的。每個君主在宣稱他與天同心、代表天命時都無法逃過這個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識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騙性。

歷代皇朝盛衰的事實教訓了統治者，他們不能不承認天命並非始終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們必須對此有所警戒，必須謹慎行事。永樂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與侍臣討論元朝興亡的歷史經驗時，就表述了這種認識。他說：

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因而，人君不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實際是要對君主的行動有所約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約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則可以常存警戒、謹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總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繼承者成為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