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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在柏林，我碰到周恩來[現在是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別的同志們。我終於在柏林找到了中國共產黨！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間到達柏林，那時年紀三十六歲左右。我一找到共產黨，當場立刻加入，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事。

&ldo;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然後到哥丁根進了一所大學，修了兩學期社會科學‐‐一半是掩護我繼續呆在德國。我在德國的時期內，經常做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們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國民黨支部。中國青年黨是國家主義的政黨，當時學生分裂成兩個陣營。我同時主編一個油印的《政治周報》。後來在中國組織第三黨的鄧演達當時也在那裡。我出席世界學生大會，在一九二五年，因與臧戈夫案件有關，被德國憲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反動派，有人在一個大教堂裡要炸他。許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內有三、四個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過只有二十八小時。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那是為了參加共產黨為聲援五卅運動而召開的大會。這第二次被捕的結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時。所以我為革命坐牢的紀錄恐怕並不怎樣驚人‐‐一共不過五十八小時。那時候，我跟許多在德國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許多國家的學生出席學生大會，我結識不少朋友。我終於由於這些活動而被逐出德國，我遂環遊歐洲，到了蘇聯，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國。

&ldo;回國後，我從上海到漢口，再到四川萬縣。黨命令我去領導四川的軍事運動，到楊森的軍隊裡做宣傳鼓動工作，因為楊森是我的好朋友。這些軍隊是吳佩孚的舊部，楊森是吳佩孚所任命的，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終於把他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我當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黨代表，或稱政委，但未擔任軍職。一九二七年，因楊森態度依舊動搖不定，他的軍隊表面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依然跟北方的敵人有聯絡，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領國民黨軍隊去打楊森。我在這時離開萬縣，到了江西。

&ldo;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軍隊，被任命為南昌軍校校長，兼南昌公安局長，這兩個職位我一直擔任到南昌八一起義。我參加組織這次起義，它是在我這個公安局長保護下策劃的。起義後我被選舉為起事中組成的新九軍副軍長，該軍約有三千人。國民黨第十一軍、第四軍和第二十軍也參加了起義。

&ldo;當時，我跟周恩來、賀龍、張國燾、劉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葉挺等革命同志們一同工作。毛澤東那時不在南昌，我到後來才見到他。

&ldo;我接著率領隊伍到了廣東海陸豐附近的東江，我是革命軍右翼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賀龍進攻潮汕和汕頭。我們在這些區域同時失敗後，我退到福建，然後到江西、湖南。到那時，我第九軍大部分弟兄已經犧牲了。我只有一千二百個弟兄，其中還有許多從賀龍、葉挺的部隊退下來的散兵。

&ldo;我接著參加組織一九二七年湘南起義。我們改名為&l;工農革命軍第一師&r;，舉起紅旗，上有錘子、鐮刀與紅星。在湘南起義中，我們第一次在我們旗上用了紅星。六個月後，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岡山，隊伍增到一萬人。我們在井岡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根據地，我在這裡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和愉快的事。

&ldo;在湘南起義以前，毛澤東的部隊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岡山。當我退出廣東東江後，他派他的兄弟毛澤潭來和我取得聯絡，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澤東的僅有一次的聯絡。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毛澤東和我把兩部軍隊合組成新&l;第四軍&r;，所以用這名字，為要保持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