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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4月，身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檢查工作，要進上海租界。根據外國人的規定，中國人要進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領到&ldo;照會&rdo;證。左宗棠聽後當場大怒，痛罵：上海本來就是中國的土地，外國人只是租借一下，中國軍人在中國的地盤上走，哪裡需要什麼狗屁&ldo;照會&rdo;？當即命令親兵，子彈上膛，大刀開路，只要有外國人阻攔，格殺勿論！

左宗棠這樣鋒芒畢露，劍拔弩張，沒有挑起事端，反贏來外國人的妥協與尊重。他們不但撤銷阻攔，沿路還畢恭畢敬。後來左宗棠又來過三次，外國人見左宗棠一到，主動將租界旗換成中國龍旗（清朝及以前，中國無國旗，統一用龍旗當作國旗），派兵警執鞭為他開道，發禮炮十三響，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長年與外國人打交道，實踐總結出一套經驗。他說，我們與西方人爭論一個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將合同條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場，才開始去爭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筆直將道理全擺出來，但責問對方時卻留點餘地，不要將他們逼進死衚衕，西方人知道理虧，一定會妥協。再就著他的妥協去談，他們就會按你的來，這樣就沒有談不成的事（&ldo;俾其有機可轉，自無不了之事。&rdo;）。

但如果你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他們會誤會你中計上當了，反而得理不饒人，將你往絕路上逼（&ldo;若一意隨和，彼自謂得計，反滋論端矣。&rdo;）。外國人的性情，&ldo;欺弱畏強，喜直忌曲&rdo;，中國人與他們交往，自己先要表現出強大，他們就已經打心眼裡佩服；我們再表現率性、直接，他們對我們就心悅誠服了（我真自強，彼心已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悅而服之矣）。[5]

可見左宗棠對外雖然強硬，但不是蠻幹，而是有禮、有利、有節。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代表國家，他只是強調堅持獨立性，以獨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內應得的東西，取得己方實在的體面與尊嚴。而曾國藩、李鴻章，恰恰壞在喪失個體獨立性，&ldo;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rdo;。

因為左宗棠主持對俄戰爭取得巨大勝利，美國作家、《左宗棠傳》作者貝爾斯說，有清一代，&ldo;這是自乾隆皇帝以來中國軍隊享有的最壯偉的功績&rdo;。事實上，早在左宗棠收回喀什時，清廷就面臨如何獎賞的問題。有大臣建議封王；而恭親王建議封公。因為朝廷內外都看到了，左宗棠的事功已經超過曾國藩。慈禧將這兩種意見都否定了。她的理由是，本朝之內，任何人得到超過曾國藩的封賞都不合適。

慈禧心有難言之隱。太平天國橫掃清廷時，她曾許下承諾：誰取下南京，就封他為王。曾國藩夢想做王，從此堅決拒絕左宗棠與李鴻章派兵來南京援助，只讓他們在各地轉打攻堅戰。經過曾國藩一番精心構思，弟弟曾國荃在他的直接指揮下率兵攻克清廷的面子工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不想慈禧最後食言了，曾國藩只獲得一等勇毅侯。慈禧已經食言而錯，乾脆一錯再錯：封左宗棠為侯，曾國藩與左宗棠兩個侯，加起來等於一個王。

慈禧不放開獎賞左宗棠，讓左宗棠超過曾國藩，表面看，是左宗棠做官緣於曾國藩的推薦，深層原因，還在於集權帝國繞不過一個邏輯：左宗棠收復新疆，影響力再大，也是民族性、歷史性的；曾國藩攻克南京，則是國家意義上的，至少曾國藩名義上挽救了清王朝。

根據帝國邏輯，挽救國家、政府比外爭族權、強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國家、政府，皇帝就是國家、政府；族權對應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左宗棠對歷史與民族的貢獻再大，清廷在封賞上一定不能真實體現出來，否則會產生民族利益大於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