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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發乎情，不止乎禮
止 庵
家輝兄的文章，我最早是在《深圳商報》的“文化廣場”讀到，還記得專欄的名字叫“深港情書”。從前廢名說梁遇春，“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處處閃眼，然而沒有一個線索，稍縱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鏡子一樣，把什麼都收藏起來。”（《〈淚與笑〉序》）我對家輝兄亦有此等感慨，我佩服他文思敏捷，而且無所不談。
我一向羨慕能寫專欄的朋友，自己就不成。偶有編輯約寫，我總把交稿期儘量推遲，生怕到時交不了卷。這除了才情高下有別，亦與文章寫法不同有關。我們看一部電影，讀一本書，思考是個延續的過程，專欄文章寫的是“上半句”，另一路寫的是“下半句”。廢名所講也是這種區別。相比之下，後者或許稍稍安穩，但也少了許多鮮活，而且沒有“上半句”，經常也就沒有“下半句”。胡適在日記中說：“今天在《晨報》上看徐彥之君的《去國日記》的末段引Graham Wallas的話：‘人的思想是流動的，你如果不當時把他用文字記下，過時不見，再尋他不得。所以一枝筆和一片紙，要常常帶在身邊。’這話很使我感覺。我這三四年來，也不知被我的懶筆斷送了多少很可有結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我看《明暗》，覺得正可移來用上，蓋這裡多有“很可有結果的思想”，多有“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而我對此只能發發“我的懶筆”之類感慨了。
我們寫文章，常常是“發乎情，止乎理”；家輝兄則是“發乎情，不止乎理”。他好像有意要把《明暗》這類文字，與他那些看來分量更重的評論作品區分開來。周作人在《美文》中說：“外國文學裡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裡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所云“論文”，即essay，通譯隨筆。他接下來說：“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應該是專就抒情一路而言。後來周作人為俞平伯《燕知草》寫跋，又提到“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明暗》正是這種“絮語”。中國新文學史上，寫“絮語”大概要推梁遇春為最上乘，特別是《淚與笑》，比他的《春醪集》更好。開頭所引廢名的話，是站在批評和敘事的立場去看抒情，他接了苦雨齋的衣缽，早已“止乎理”了，我所發類似感慨亦如是，說穿了都是“門戶之見”。相比之下還是知堂翁胸襟寬廣，因為其實他也不寫抒情之作的。
“絮語”雖“以抒情分子為主”，抒情卻要有個根由，這樣才不流於空泛與虛誇。也就是要“借題發揮”。《明暗》中，所“借”的“題”就是作者看的那些電影。我看這與我寫讀書筆記是一碼事，只不過他是“發乎情”，而我是“發乎理”罷了，假若真拿這些東西當“影評”或“書評”看，我們自己是不認賬的。雖然《明暗》裡多有詩似的句子，但歸根到底，家輝兄寫的是“感受”不是“感慨”，“感慨”容易落空，而“感受”是有物件的，所以更實在，更具體，“情”並非無端而“發”。
以上所說，無非是家輝兄與我文章路數不同，不啻直接“發乎理”了。因慨嘆他叫我寫序，不無“明珠暗投”之虞。可是“上半句”與“下半句”到底說的並非兩回事。舉個例子：看了電影《返老還童》，我覺得真寫盡了那種失之交臂的人生際遇，雙方有如分乘對開的火車，相逢只在交錯的一刻。家輝兄卻道“我從來不吃這套”。他提醒說：
“別忘了當女少男老的時候，兩人躲在床下，點起燭光，火影閃動的浪漫也是何其美好。男的白髮蒼蒼儼然老頭子，但女孩子用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