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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法國產生了大量的禁閉所，1657年，法國國王下令，把一系列的建築設施和福利機構合併起來，建立“總醫院”，所有這些地方都被用於收容巴黎的窮人，“不論其性別、年齡、籍貫、出身，不論其身體狀況，即不論健壯或傷殘、患病或正在康復、病情能否醫治”。④總醫院創立時，其目的是禁止行乞，而不是給被拘留者提供某種職業。同時，被關進巴黎總醫院的10人中就有1個是瘋子。至於某個人是不是瘋子，也完全由上層人士說得算。把窮人、罪犯以及瘋子關在一起，說明人們對瘋子觀念的變化：即把瘋子和窮人、罪犯看成一類人，他們都是貧困、沒有工作能力、沒有與群體融合能力的人。所以，人們把他們關在一起。而這種觀念的出現實際上是為了迎合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需要。商業經濟需要有工作能力與工作效率。
因此，福柯指出：“總醫院不是一個醫療機構。可以說，它是一個半司法機構，它是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它擁有合法的權力，能夠在法院之外裁決、審判和執行。”⑤福柯又繼續指出，總醫院是一個道德訓誡機構，就是告戒人們要勤奮工作、不能懶散，失敗者會被關押起來。
那麼，被關押在這裡的瘋子又受到怎樣的待遇呢？德波爾特（Desportes）在《關於照看瘋人問題的報告中》描述了18實際末比塞特爾的單人囚室：“這些不幸者的全部傢俱就是這個草墊。他躺下時，頭、腳和嬸子都貼著牆。石縫裡滴出的水滲透他全身，使他不能安睡。”關於薩爾佩特利耶爾的單人囚室，他寫到：“冬天一到，這個地方更可怕，更經常造成死亡。當塞納河水上漲時，這些與下水道處於同一水平的的小囚室不僅有損健康，而且更糟糕的是，它們變成大批老鼠的避難所。每到夜晚，它們就襲擊在禁閉的不幸者，咬能咬到的任何人。那些瘋女人的手、腳、臉都被咬破。這種傷害很嚴重，已有幾人因此而死亡。”⑥
這一時期同樣有一些表達瘋人的文學作品。福柯認為，從18世紀下半葉，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瘋人形象重新出現在文化中，如狄羅德所描繪的“拉摩的侄子”：“你知道我既無知又瘋狂，既傲慢又懶惰。”這種文學形象暗示，非理性的幽靈又在社會中開始遊蕩。禁閉所被看成是這種現象的發源地及擴散中心。那個黑暗王國的夜晚充滿著外界無法接觸到了歡樂；那些憔悴委靡的面孔背後是恣縱放蕩。人們對那裡有著各種各樣的傳聞，從那裡出來的人比以前更加“不知廉恥”。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開始出現了一種大規模的文化現象：薩德病狂（性虐待）。這是西方想象力的一個重大轉變：透過本能慾望的無限放縱，非理性轉變為心靈的善妄、慾望的瘋狂以及愛與死的對話。絕非偶然的是，薩德病狂這個以任命命名的獨特現象就誕生於禁閉之中。薩德（Se情作家）的全部作品的主調就是城堡、地窖、修道院和孤島的意象。這些意象實際上組成了非理性的棲身之地。同樣並非偶然的是，所有與薩德同時代的有關瘋癲的作品和恐怖的文獻也都先後出自禁閉的據點。
這些作品反映了一個現象，那就是非理性（也就是瘋癲）在18世紀後期又開始出現在社會中，它們的發祥地就在那些黑暗的禁閉地點，但是它並不象中世紀以前那樣受到人們容忍和尊重。17…18世紀是歐洲的理性時代。這些非理性的意象使人們感到恐慌並更多地加以排斥。
（三）現代社會（19世紀至今）
時間繼續向前，轉眼到了現代社會，也就是19世紀以後。啟蒙思想們開始宣揚“平等、自由和人道”。醫學也日益發展和成熟起來，一種新的秩序正在來臨。
在古典時期，瘋子和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