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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還不得不承認,在東部,&ldo;班傑拉分子&rdo;一詞始終都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詞。上世紀50年代初期,正是由當地向西部地區派出了數萬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無黨派人士,去建立村蘇維埃、集體農莊、民警機構,去當教師和醫生。其中成千上萬的人受盡折磨,躺在棺材裡被運回了自己原來的城市或鄉村。從那時開始,烏克蘭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現了公開或不公開的反抗的影子。遺憾的是,煽起反目、號召從莫斯科&ldo;指揮棒&rdo;下解放出來,脫離蘇聯(請看,這一切不是都被戈巴契夫自作多情、引以為榮的多元論證實了嗎?),先取得經濟獨立,繼而是政治獨立‐‐所有這一切,均未被蘇聯憲法、已經透過的各項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級黨委警告說,局勢發展下去非常危險,但戈巴契夫和雅科夫列夫卻認為這是對改革怠工,是危言聳聽,等等。
政治不穩定,破壞國家和社會制度的人們又本著&ldo;越糟越好&rdo;的原則行事,展開了目標明確的行動,造成經濟狀況逐漸惡化。在此背景下,社會上的蠱惑宣傳便被相當廣泛的群眾所接受。
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蘇聯人民代表的選舉籌備期間和大選期間。此前,反對所謂&ldo;各種特權&rdo;和反對把意見強加給公眾的鬥爭已經具有廣泛規模(眾所周知,這裡少不了葉爾欽的功勞),而享受特權的全是&ldo;黨的機關幹部&rdo;。這裡還要加上戈巴契夫的一個著名的提議,即&ldo;你們自下而上地整他們,我們自上而下地整他們&rdo;。黨的基層幹部是為黨幹活的馬兒,可是區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認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報》,接下來由於有雅科夫列夫撐腰,又有《訊息報》、《共青團真理報》、《蘇維埃文化報》等(此前它們從來沒有對黨組織唱過反調),開始向所有的幹部展開攻擊,說他們&ldo;懷念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rdo;。中央廣場上和體育場上舉行了成千上萬個要求州委下臺的群眾大會,這股風席捲了烏克蘭的許多州。那些由於仇恨變得野獸般兇狠的民族主義者在集會上發表演說,使聽眾如醉如狂。如果有人發表幾句正確看法,瘋狂的群眾便會有節奏地高喊&ldo;格季廣(打倒!);&ldo;甘巴‐甘巴‐甘巴&rdo;!(可恥!可恥!可恥!)。請看,這就是戈巴契夫的多元化!
共和國內出現的局勢本來就夠嚴重的了,可還有更加火上澆油的事:中央各報的特派記者接到指示,凡有狀告州委書記的材料,都作為急件處理,發在頭版頭條。材料只要一發表,再辯解也是白搭。看來謝爾比茨基算是看透了這種&ldo;民主大潮&rdo;,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蘇共中央在選舉前夕為&ldo;魯赫分子&rdo;提供了一張有力的王牌‐‐透過決定提高黨的機關幹部的工資,甚至還公佈了新的工資額。順便說一句,我是政治局裡少數反對提高工資的委員之一。儘管提出要政府也這樣做,但我拒絕給蘇聯部長會議下屬機關漲工資。
這樣,在短時間內,黨的幹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瑣細的工作,放下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中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泡在沒完沒了的群眾大會上,為解決罷工問題而煩心。
大家知道,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是頭一次以差額的辦法進行的選舉。反共的候選人不僅得到地方上的支援,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幾個共和國還為烏克蘭印製了&ldo;揭露&rdo;黨政幹部們的宣傳畫、標語口號、傳單。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還可以從為數眾多的境外民族主義中心得到源源不斷湧入的物資。
在烏克蘭各民族主義機構團體組織框架內建立起來的形形色色的加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