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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問方法因戰區而異。
在東線，用不著講究方法：俘虜的擔驚受怕解決了問題。俄國人清楚地知道，日內瓦戰俘公約不會保護他們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納粹蔑視下賤坯俄國佬，因而對俄國俘虜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戰地帶槍斃、在後方集體或個別屠殺。因此，在俄國戰役初期，大約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虜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寬大，不會使人感到奇怪；同樣，另外一些俘虜打著不同的算盤，起初閉口不言，希望拖遲意料之中的處決，也不會使人驚訝。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當戰爭潮流發生了變化的時候，許許多多的俄國戰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這時候，德國人才注意講究審問的方法。
在西線，多數戰俘的擔心似乎在被俘後不久就消除了，因為他們受到了比較人道的待遇。同西方國家在種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們得到了這種待遇。因此，在西線，德國人遵守了他們簽了字的規定： &ldo;每一戰俘應告以其真實姓名和等級。他可以拒絕提供進一步的情況。&rdo;甚至黨衛隊的一個師下過這樣的命令： &ldo;必須嚴格遵照國際公約的規定&rdo;處理戰俘。許多同盟國俘虜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級和軍號。英國士兵愛德華&iddot;喬治&iddot;貝斯特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訴第十裝甲師的審問者，他的軍號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ldo;沒有作進一步的交待&rdo;。軍號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維&iddot;梅爾納， &ldo;根本拒絕講話。&rdo;
但是有些人講了話。對於他們來說，大概是擔驚受怕的鐵拳頭粉碎了他們的抵抗，而審問者表面的溫和消除了他們的緊張，使他們提供出情報。有時候，審問者遞給他們食品或香菸，讓他們放鬆。雖然審問者的方法因他們和戰俘的性情不同而各異，但多數審問者一致認為，溫和的客觀的口吻效果最好。嚴酷的懲罰使許多戰俘負隅頑抗；而過分的友好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審問者偶爾巧設場面，或者玩弄花招。
有時候，他們和俘虜一道散步，開始談些&ldo;我們都是一塊兒當兵的&rdo;或者&ldo;窮人打仗，富人賺錢&rdo;之類的話題，慢慢地話題轉到盟軍和德軍作戰方法的比較上面來了。邀請一位俘虜軍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開口講話。俘虜們會聽到這樣的勸告：如果他們不願講出他們的部隊單位，就不可能透過紅十字會把他們被俘的訊息通知他們的家屬。但是這些計策只是偶爾奏效。直接審問則是常用之策，開始時可能只談些個人問題，以便俘虜開口講話。審問者借其優越得多的地位‐‐俘虜的生殺予奪，由他決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強得多，知識豐富得多，他心裡是相當鎮靜的‐‐足以利用俘虜的弱點，讓他們供出所需的情報。
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裡，師級情報官是根據陸軍總司令部頒發的內容相當簡單的標準問題單進行審問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師有一張表格，詢問姓名、等級、參加的黨派、所屬團、所屬師、以前所屬團和所屬師的番號、初次參戰的地點、所屬團通往前線的行軍路線、所屬師的行軍路線、裝備、戰鬥任務、土氣、補給、服裝以及其他種種問題。
然而這個師從戰俘瓦西里&iddot;克拉斯尼欽那裡得到的情報只是他的等級（土兵）、所屬團（第二十騎兵團）、所屬師（第二騎兵師）、行軍路線（出發地敖德薩）以及參謀部地址。
當下級參謀機構承擔了戰場初步審問的任務以後，師一級便擴大了審問的範圍，從一九四二年夏天，格倫擔任東線外軍處處長之後不久起，審問就根據東線外軍處的非常全面的問題單進行。問題單開頭的問題是俘虜的家庭生活、職業、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