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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知堂回想錄》，225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1909年4月，周作人已打算與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結婚了。這一月的一天，周氏兄弟的好友許壽裳，也準備歸國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魯迅覺得，在日本再待下去，費用已成問題，便對許壽裳說：&ldo;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rdo;其實，魯迅本想在日本再從事一段研究工作，但為了弟弟和家庭，只好放棄了這一想法。
羽太信子比周作人小兩歲，她出身在一個貧苦的家庭，身下還有弟弟、妹妹三人。羽太信子那時是一個&ldo;供應飯食的人&rdo;，與周作人漸有感情，遂生愛意。已經結婚多年的魯迅，對弟弟的親事似乎無反對的意見。他在二弟結婚兩個月後，返回祖國，這頗閤中國人的道德之情。作為兄長，為弟弟的生活創造條件，對魯迅來說，是應盡的義務。但因為羽太信子家庭較苦，弟妹尚小，魯迅的經濟壓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生理學、化學教員，每月要給周作人寄錢，由於周作人那時僱著保姆，生活需求自然增大。&ldo;寄給周作人的錢，主要也是變賣家產而來的&rdo;。[1]這樣的日子過了近兩年，魯迅便催促二弟歸國，大約在1911年5月，周作人也結束了留學生活，攜家人返鄉。
周作人本不想立即返回家鄉的，他還有讀法文的願望。要不是魯迅親自去日本把他接回，恐怕還要學更多的東西吧。在哥哥面前，反抗是不行的，魯迅對弟弟自有他的威嚴。一方面得到哥哥的愛，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種規範，周作人隱隱感到了魯迅對他的壓力。但這壓力並不像後來那樣大。至少在回國前後，他對哥哥大致是唯命是聽的。
留學生活的結束，對兄弟兩人來說，是生命的新的轉折點。從異邦回到祖國，面臨的首先是生計問題。這是實實在在的現實。20世紀初，讀書人的出路，在國內大多隻是教書，周氏兄弟一開始都選擇了這條道路。在我看來，這多少有點無奈。故鄉畢竟不是東京，年輕人的美夢一旦遇到現實，便不可避免地有點失落。這種情緒，周作人曾流露過，讀他的日記，便可看出一二來。魯迅的感受想必也是複雜的。看他在故鄉教書時蒐集野史的勁頭，我總覺得是寂寞時光的產物。這與他在日本譯書時的狀況比，顯然有了變化。他剛到30歲，但心境卻有老成的一面了。寂寞像長長的蛇，緊緊地繞著他們，使兄弟倆長久地徘徊於新的選擇面前。
1911年是中國歷史上令人難忘的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終於使封建帝國崩潰了。事態發展十分迅速，紹興不久就光復了。推翻帝制，是中國千年歷史中最大的事情，晚清幾代文人的思想啟蒙，終於奏效，中國文人的憧憬開始得到了實現。周作人那時剛回國不久，未能親自參與革命活動，倒是魯迅捲入了其中。革命是快慰之事，魯迅一生中還很少那樣地投入過。三弟周建人在回憶文章裡，曾記載了魯迅響應辛亥革命的經過，讀後便想像出魯夫子當年熱血沸騰的樣子。周建人記敘魯迅組織遊行、印發傳單、鼓舞民心等事，很是形象。例如他率領武裝演說隊安定民心，號召眾人起來革命等，和他的性格是吻合的。紹興的光復，魯迅立了汗馬功勞，那一段體驗，後來寫進了他的小說裡。這轟轟烈烈的一幕，周作人沒有趕上，他閉戶不出，對天下事只是旁觀著，並不過於熱心。或許是剛歸國之故，周作人的心境尚未完全調整過來，雖然他那麼欣賞哥哥當年的舉措。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民風與社會習俗依然如故。魯迅不久便看到了這一事實。王金髮、秋瑾事件對他的教訓，可以說是深刻的。像中國這樣一個帝國，在根本上改變世風，談何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