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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則更醉心於克魯泡特金。這一時期周作人翻譯了克魯泡特金《西伯利亞紀行》(載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報》24號)。他發表在《天義報》上的《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魯泡特金《一個革命家的自敘傳》裡的許多材料。這樣，周作人就成為克魯泡特金的理論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之一。周作人後來在總結這一時期的思想時，列舉對自己最有影響的思想家與文學家，最先舉出的就是&ldo;舊公爵而信無政府主義&rdo;的克魯泡特金。他說：&ldo;克魯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讀過《麵包的獲得》等，又從《在英法獄中》一書譯出一篇《西伯利亞紀行》，登在《民報》第24期上。……我最喜歡的還是別的兩種，即《一個革命者的自敘》與《俄國文學的理想與事實》。&rdo;克魯泡特金強調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從互助進化的觀點出發，鼓吹建立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他的中國信徒就公開宣揚：&ldo;無政府則剿滅私產制度，實行共產主義，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貧富之階級既平，金錢之競爭自絕。此時生活平等，工作自由，爭奪之社會，一變而為協愛&rdo;的社會。這種主張&ldo;社會協愛&rdo;，具有濃厚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理論，與具有溫和個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從不提及施蒂納，並且表示&ldo;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rdo;，尼采&ldo;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rdo;。周作人不滿的可能不只是&ldo;格調與文章&rdo;，尼采(以及與他類似的施蒂納)思想中對於個人主觀意志的極端強調，&ldo;剛愎主己&rdo;，不惜&ldo;偏於一極&rdo;，這當然不合&ldo;庶得中庸&rdo;的周作人的胃口。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曾說：&ldo;明哲之士(按，當時指尼采、施蒂納等人)……知古人所設具足調協之人，決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軼眾，所當希求。&rdo;與這一論斷相反，周作人在這一時期所寫的文章裡，所反覆強調的，正是人的物質與精神、情與理的&ldo;協調&rdo;、全面發展，所謂&ldo;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飲食居處之需，為生活所必取&rdo;，&ldo;適文明漸進，養生既全&rdo;，&ldo;而神明之地欿然覺不足，則美術興焉&rdo;，所追求的，正是一種毫無偏執的、勻和的生存方式。這與克魯泡特金的&ldo;協愛&rdo;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ldo;五四&rdo;時期所提倡的新村運動的先聲。[14]
可以說，魯迅接受了個性主義文化傳統後，思路後來儘管有所變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蘊於其中的;周作人對性心理學、民俗學、人類文化學的偏愛，最終導致了他一生學者式的情感方式。這是早期記憶對人生之路影響的結果。但之所以價值選擇略有區別，心性的差異，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個原因。周作人是喜愛人類深層的知識結構過程的，魯迅則對人類的生命深層的運作方式抱有興致。例如對尼采，魯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他在早期論文中，一再提及此人，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都談到尼采個性的文化價值。在魯迅看來，尼采的思想是人類從苦難中擺脫困惑的一種內在精神力量。人們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類自己內在的潛能，即自由意志。尼采式的超人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民族，是一劑強心的藥，那種蔑視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聖、褻瀆一切神靈的勇氣，恰恰是中國所一向缺少的。魯迅從這位詩人狂飆突進的藝術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並不清晰的精神畫圖。那翻江倒海的氣勢，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