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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兩種說法否定了第一種說法，因為當時的袁世凱落拓困頓，自己還要靠別人資助路費，是負擔不起幾十個老鄉一路上的花銷的。但第二種說法除說明袁確實到過天津，赴山東時他堂叔資助了川資一事外，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否定袁世凱由上海北上的說法。而且如果袁世凱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經天津去登州的話，就沒辦法解釋袁何以能結識身在江南的沈氏，並把她娶到朝鮮作姨太太的事情;因為袁從1881年到登州後的四年內，一直身在慶軍，根本沒有機會回家和回國。而如果袁世凱徑直去了山東，則袁保齡資助路費一事又從何說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凱曾得到一封寫給李鴻章的薦書，薦書據說是出自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與袁保齡當時同在李鴻章幕府。從這一線索判斷，袁世凱並沒有直接去山東，而是從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託周馥(因為是自己侄兒，袁保齡須避嫌)寫下薦書，讓他在北洋謀事。袁世凱經過權衡，最終還是決定投奔吳長慶，袁保齡於是資助給他路費。這樣後兩說合而為一，順理成章。
通觀袁世凱自立後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他已具備日後成功的重要政治潛質。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質歸結為三句話，曰：愛才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麻。袁世凱此時尚未掌握有生殺的權力，第三點素質自然無從表現。但前兩種素質，他不僅具備，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凱不僅愛惜，而且極為善於籠絡人才。比如組織文社，把家鄉計程車子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就表現出他具有非凡的組織領導能力(把具有&ldo;文人相輕&rdo;傳統計程車子們聚集在一起決非易事)。又如，當時窮困潦倒，在陳州教書的徐世昌拜訪求告於他時，他不僅不輕視徐，反而一見如故，結拜為兄弟，解囊贈款，資助其赴省應試。徐後來中進士，點翰林，仕途發達，成為袁一生事業中的重要謀士和清末民初政壇中的重要人物，即發軔於此。
其次，袁世凱不看重金錢資財，而是將之視為實現自己願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夠不役於金錢。由於&ldo;慷慨好施與&rdo;，捐資辦文社，資助寒士，家產揮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並不因此而後悔，變得吝嗇起來。即使用的是母親們的私房錢和借來的錢，他也並不仔細，而是更為注重維持其世家子弟的氣派。據袁靜雪回憶，袁世凱落第之後，原想進京走捐官這條路，&ldo;可他到了北京，卻把那捐官的正事擱在腦後，一味地講吃、講穿、講玩樂。有一些興賭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認為可欺，便合夥引誘他去賭博，把他所帶的錢都給贏去。他官既沒捐成，錢又輸了個淨盡7&rdo;。從軍後的頭幾年，袁世凱年薪只有四十兩銀子，過了一段相當拮据的日子，但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養成的豪奢習氣。所謂&ldo;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rdo;，做大事者多有此氣概，大概是因抱負遠大，才不看中錢財的罷。
還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凱具有極強的現實感，這也是一種基本的政治素質。比如，兩榜落第後他能斷然放棄科舉之路，立志從事功上出頭，證明他有現實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學問的材料;而亂世人才多以軍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輩都是榜樣。又如，當得到寫給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李鴻章的推薦書時，一般人均會忙不迭地趕去投靠，而他卻能冷靜地權衡利弊，放棄來之不易的機會，揚長避短，改投權勢、名氣都要小得多的吳長慶。袁在其一生事業的重要關頭，多次表現出這種現實感，這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實際上，袁甲三、袁保恆、袁保齡、袁保慶等均是李鴻章為首的淮軍系統的重要成員，而當時在位的淮系大員如劉銘傳、丁汝昌、周馥、吳長慶等均是袁世凱的父執輩，袁為何不去依附當時在李鴻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