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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豐元年（1078）九月前後，王鞏離開徐州時，蘇軾託他到京師見到王詵駙馬時，請駙馬爺覓祠部一兩道與相知的僧人。
到了次月，王鞏就給蘇軾寫信說，駙馬爺已經答應了此事。
亳人王定民，字佐才，此人善書，此時給蘇軾寄來了自己的詩作。蘇軾回信時，想請他為黃樓題字，“欲寄鼠須並繭紙，請君章草賦黃樓。”（《答王定民》）
這位王定民，本是狀元王俊民的弟弟，有說是山東東萊人，有說是亳人，而孔凡禮老先生比較支援後一說法，所以我們就這裡就認定為後者。
至於這位王狀元，蘇軾還編過他一個段子：
說他考中時，醉酒後墜入汴河，被水神救出，水神說，你還有三百千的口糧錢沒有花銷，還不能死。結果此事被一個久考未中的秀才聽說，他也佯裝醉酒而掉入汴河，水神也將他救出。
他連忙問自己還有多少口糧沒有花銷，水神說，你還剩多少口糧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死在這裡，你的那三百缸鹹菜就無處打發了！
十一月初八，蘇軾又帶著賓客僚屬去雲龍山看望山人張天驥，張山人在雲龍山的缺口處築有一亭，還豢養兩隻仙鶴，每天早上將鶴放出去任其翱翔，傍晚則迎鶴於亭下。
蘇軾因羨慕張山人的淡泊與曠達，專門為之作了一篇《放鶴亭記》。
在這篇記文裡，蘇軾表達了隱士們因放飛自我而得到的真正的自由。他說，迷失心性的東西，沒有比酒更為厲害的了，但是，劉伶、阮籍之流卻恰恰因為嗜酒保全了真性情而留名於後世。衛懿公因好養鶴而亡國，但是“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周易》與《詩經》中都拿鶴來比喻賢人君子和道德高尚的隱士。
所以，蘇軾對張山人說，國君與隱士的快樂本來就不可同日而語。隱士們連迷亂心性的酒都能免疫了，更別說能亡國的鶴了！
這些驚世駭俗之談，讓張山人一時受寵若驚，驚掉下巴般問道，真的是這樣嗎？
後來，有人不解地問蘇軾道，雲龍山人張天驥無非一無知村夫，蘇公卻為他作了《放鶴亭記》，把他比作古隱士，還在贈詩中稱其“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是不是有點過了？
蘇軾笑道，“裝鋪席耳。”
“鋪席”為宋人俗語，意即“門面”。
這段對話說明，即便在當時，依舊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為作者在無端抬高、歌頌張天驥這一“無知村夫”。而作者的詼諧答辭則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訊息——無非是借說山人來寄託自己的感慨罷了。
原來，此時的蘇軾浪跡在外已第八個年頭，不能還朝，心頭難免產生鬱塞之感。
仕途不如意，歸隱亦不能得，因羨慕山人之閒放，感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辭巧妙地表白自己對隱逸生活的嚮往，對黨同伐異的官場的厭惡與不滿。
宋城縣縣令、秘書丞王兢（字彥履）在宋城縣北的“蒙縣故城”（今商丘梁園區蒙牆寺村）建有莊周祠。
十一月十九，蘇軾應王兢之邀寫了《莊子祠堂記》一文。
莊子，本名莊周，出生於宋國蒙邑，是宋國公室的後代，戰國時期哲學家，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關於“蒙邑”的現代地理位置有多種說法，如河南商丘、安徽蒙城、山東東明等。莊周因崇尚自由而不應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過宋國地方的漆園吏，史稱“漆園傲吏”。莊子最早提出了“內聖外王”的思想，對儒家影響深遠。
在《莊子祠堂記》中，蘇軾主要表達了莊子的作品及內心深處不僅不是詆譭孔子的，反而是將對孔子的尊敬達到了極點。
蘇軾的一些作品如《讓王》、《說劍》、《漁父》、《盜蹠》應該與《列禦寇》合為一篇，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