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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歡管治的後期，那些自特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勳貴諸王們，一個個開始腐化，因為大權在掌就為所欲為。高歡因為不想下狠手懲治他們，怕他們認為自己過河拆橋、御磨殺驢，不再忠誠效忠自己。
所以他一方面高舉反貪腐的旗幟，一方面又為這些人求情說情，來收買人心，希望他們繼續向自己效忠。
在政局穩定後，面對吏治日漸腐敗，高歡便絞盡腦汁地削弱勳貴的權勢，找藉口將他們降職或調任閒職。
高歡所採取的“策略性反腐”政策，說白了就是不用蠻力強制性整肅貪腐，而是借力打力，曲折迂迴地達到反腐目的。
例如他發現姐夫尉景貪贓枉法，就暗中慫恿東魏御史臺對他進行彈劾，然後自己就跑到早已形同傀儡的東魏皇帝面前跪地哭泣，請求寬大處理。
又比如懲辦司馬子如等人時，他讓由兒子高澄操縱的御史臺擺出“公事公辦”的架勢，自己則事先給勳貴們“打招呼”，讓他們檢點言行、不要犯在他這個“不聽話的兒子”手中。
透過這一系列操作，他既達到了反腐目的，又不至於讓勳貴們痛恨他。
他之所以要搞這麼多名堂，是因當時的政治形勢非常險惡。高歡當年因一時疏忽導致親自扶立的皇帝元修逃去關西，被宇文泰殺害，從此背上“逐君”的惡名，難免被以元魏為正統的人視作“偽政權”。
而且，當時南方的梁國是梁武帝蕭衍在位，很多仍對異族統治耿耿於懷的中原人士，往往會以蕭衍為漢族正統，因而對高氏政權三心二意。
高歡作為鮮卑化的漢人，他在鮮卑貴族、漢族世家兩邊都會吃力不討好，在如此尷尬的境況下，即便是股肱心腹大臣，也未必對他完全效忠。
如果他不採取相對委婉的反腐手段，一旦操之過急，很有可能就會導致眾叛親離的境地。
因此，高歡不得不採取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辦法來對付這些勳貴大臣，一開始確實是收到一些效果，被懲治的貪腐官員都有所收斂。
但時間一長，又故態復萌，而且還讓這些貪官有了一個不成文的默契，當高歡在朝會嚴厲說貪腐問題時，他們就會意識到高歡又要做樣子了，於是，他們就稍微配合，停止一段時間。
在高歡瞻前顧後的曖昧姿態下，那些被他“殺雞儆猴”的勳貴雖遭受一番處罰，但最終幾乎毫無例外地被赦免甚或好言安慰，虎頭蛇尾的反腐行動也就不了了之。
高歡的這種反貪政策，久而久之，勳貴們逐漸形成“不貪白不貪”的思維定式，就算高歡煞費苦心，反腐成效也只能是暫時且有限的。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高歡父子所信任的反腐機構更多倚重政治鬥爭和勢力平衡，其主要目的並不真是反腐，而是防範鮮卑貴族和漢族世家起衝突，另一個意圖就是令這兩個最大的民族團體互相制衡，可以說他們的反腐行動明顯“動機不純，帶有政治色彩”。
在當時東魏都城鄴城中，司馬子如與高嶽、孫騰、高隆之，號稱“四貴”，這些人貪汙受賄，橫行不法。其中孫騰是眾功臣當中危害最大者。高歡屢次譴責、勸誡，但他始終不改正，繼續我行我素，深受朝野內外的嘲笑和非議。
高歡的下屬崔甗[yǎn]字長儒，出身清河崔氏大房。年少知名，生得高大挺拔且容貌俊俏，又非常注意儀容。
他起初是在北魏朝廷任職太學博士，遷通直散騎侍郎，因犯事後被朝廷免職罷官還鄉。後來跟隨高歡信都起兵，拜為開府諮議參軍、給事黃門侍郎，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他跟隨高歡的大軍進入洛陽，高歡接管洛陽事務後，召開朝會，詢問一眾大臣：“今天子是爾朱氏所立，諸位臣工討論一下是該廢還是該立？”
崔甗向高歡進言說：“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