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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在中國最具有標本的意義，它是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的地方，也是中國最真實的存在。走在年關的關東縣城，劉連舟不時會被那種熱鬧的喜慶氣氛所感染。隨著年關將近人越來越多，市場也越來越紅火。 秋紅玉每天回家都會買一些東西，那種過年的喜慶也裹挾著她。她和女兒都放了假，每天主要的任務就是準備過年，打掃佈置家裡，給一家人買衣服，給父母買禮物，給自己做頭髮，做美容，很是享受縣城老師放假的快樂。 但劉連舟還不能回，學校高三的課要補到臘月二十六，往大里說老師們也算一種奉獻，可往小處說也是一種福利。這種集體補課，就是求得一種心理安穩，學生和老師的心其實都有些亂。雖然給老師的補課費一提再提，老師們補課的熱情並不高。不過對劉連舟來說，補十天課能有幾百元的收入，想想這錢是沒有理由拒絕的。而這錢不光他們補課老師有，帶班的領導們也有，劉連舟現在除了帶語文課，也是年級組的一名副組長，也算半個帶班領導，除了補課的錢，額外還有100元的，所以對補課這事他是看得重的。 副組長是這學期才當上的，他是從高二跟著這屆學生升到高三的。到了高中後，對於用分數和金錢的管理，他已完全接受。對高中來說，學生要的就是分數，老師要的就是金錢，這都是極實在的事情，學生的學習就是用金錢換分數，老師的教學就是用分數換金錢。當然在這種交換中，也有師道傳承，有授業解惑，有所謂的人生奮鬥。 高中是夢想最為明朗的成長期，也是最為現實的成長期。而生活和工作變得現實後，一切就變得很平靜了。劉連舟不知道自己還能為什麼而生氣，還能有什麼生氣的地方？每天雖然具體的事情也多，但所有具體事情說到深處就是權力的大小和利益的分配。成了年級副組長後，對年級的事有了發言權，但還不具有決定權，更不是校委會成員，所以對學校的事也就沒有發言權，說了沒用，也就不說什麼。 比如今天是高三年級在放假前的最後一次檢測，也算對這一學期的一個教學小結，算是年級的大事，也是學校的大事，劉連舟作為具體的實施者，自然有不少的事要操心。監考、試場他昨天已安排好了，而且也通知到相關教師，但來校後被通知有三位老師突然有事請假了。反映上去後，教務處的意思是讓年級組與其他年級協調一下，調三名老師來監考。這協調的事就落在劉連舟的身上，他先同一年級組長說，一年級說他們今天請假的老師也多，人不好抽。於是他又同二年級組長說，二年級人到有但組長說拿不了主意，要他同二年級的分管領導講。 高二的分管領導是閆副校長，劉連舟覺得由自己給閆副校長說有些不妥，就轉回來給組長講了，意思想讓他去給閆副校長說。組長顯得不耐煩，讓他直接去找就行。結果閆副校長的意思是高二也有個考試的，高一年級怎麼能沒有三個人，就讓他去給一年級分管領導講。 劉連舟一看皮球又被踢回來了，氣的回去給組長講他協調不了。組長也氣，直接給高三年級領導，也就是學校的李書記講了。李書記也是火氣大的人，說這事麻煩別人幹啥，再沒人叫教務處幾個幹事去。說著給教務處打了電話，最後還是兩幹事加上劉連舟頂了請假老師的監考任務。 可讓連舟去找別的年級組要人的事是教務主任講的，結果還落在教務處身上，教務處的幹事不高興，主任不高興，劉連舟更是。想想這過程心裡不由窩火，可這火還沒處發。 監考完後，老師們收了卷子往年級組一放，都走人了。劉連舟還得為閱卷的事安排，安排時就覺得自己當這副組長真不值。可不值還得幹，自己這副組長是最底層的管理者，學校的每個處室都會給年級組安排事情，而年級組這兒又是條塊化管理，自己上面有組長，組長上面有分管領導，一件看似很簡單的事，協調起來並不易，不易的原因不是事情有多複雜，而是自己人輕言微，總被別人當皮球踢，真還不如當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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