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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得多。所以儘管聽起來是如此矛盾，＇我們＇應承認在詩裡比在歷史裡有著更多真正的、道地的內在真實性，這是因為歷史家必須嚴格地按生活來追述個別情節，看這情節在時間上、在原因和結果多方交錯的鎖鏈中是如何發展的，可是他不可能佔有這裡必要的一切材料，不可能看到了一切，調查了一切。他所描寫的人物或情節的本來面目隨時都在躲避他，或是他不知不覺地以假亂真，而這種情況又是如此屢見不鮮，以致我認為可以斷定在任何歷史中假的＇總是＇多於真的。詩人則與此相反，他從某一特定的、正待表出的方面把握了人的理念，在這理念中對於他是客觀化了的東西就是他本人自己的本質。他的認識，如上面論雕刻時所分析過的，是半先驗的；在他心目中的典型是穩定的、明確的、通明透亮的，不可能離開他。因此詩人在他那有如明鏡的精神中使我們純潔地、明晰地看到理念，而他的描寫，直至個別的細節，都和生活本身一樣的真實。
所以古代那些偉大的歷史家在個別場合，當他們無法找得資料326時，例如在他們那些英雄們如何談話的場合，也就＇變成了＇詩人；是的，他們處理材料的整個方式也就近乎史詩了。可是這＇樣做＇正就是賦予他們的敘述以統一性，使這些敘述保有內在的真實性；即令是在這些敘述無法達到外在的真實性時，甚至是出於虛構時，也是如此。我們在前面既已以歷史比肖像畫，以文學比故事畫，兩兩相對照；那麼，我們看到文克爾曼所說肖像應該是個體理想的典型這句格言也是古歷史家所遵守的，因為他們描寫個體是使人的理念在個體中顯出的那一方面突出。現代的新歷史家則相反，除少數例外，他們大抵只是提供“垃圾箱和雜物存放間，最多＇也不過＇是＇記載＇一個重要的政治活動”。——那麼誰想要按人的內在本質——在一切現象中，發展中相同的本質——按人的理型來認識人，則偉大的、不朽的詩人們的作品就會讓他看到一幅圖畫，比從來歷史家所能提供的還要真實得多，明晰得多；因為最優秀的歷史家作為詩人總還遠不是第一流的，何況他們也沒有寫作上的自由。就這一點說，人們還可用下面這個比喻說明兩者的關係。那單純的、專門的、僅僅是按資料而工作的歷史家就好比一個人沒有任何數學知識，只是用量長度短的方法來研究他偶然發現的圖形之間的關係，因而他從經驗上得到的資料也必然會有製圖中的一切錯誤。與此相反，詩人則好比另外一位數學家，他是先驗地在製圖中，在純粹的直觀中構成這些關係；並且他不是看畫出的圖形中實際上有什麼關係，而是看這些關係在理念中是如何的，他就如何確定這些關係；至於製圖只是使理念形象化罷了。所以席勒說：
“從來在任何地方也未發生過的，
這是唯一決不衰老的東西。”
就認識人的本質說，我甚至不得不承認傳記，尤其是自傳，比正規的歷史更有價值，至少是以習慣的方式寫成的歷史比不上的。原來一方面是傳記，自傳等和歷史相比，資料要正確些，也可蒐集得更完整些；一方面是在正規的歷史中，與其說是一些人，不如說是民族，是軍隊在起作用；至於個別的人，他們雖然也登場，可是都在老遠的距離之外，在那麼多親信和大群扈從的包圍之中，還要加上僵硬的禮眼或使人不能動作自如的重鎧；要透過這一切而看出人的活動，就真太不容易了。與此相反，個人在一個小圈子裡的身世要是寫得很忠實，則＇可＇使我們看到一些人的形形色色的行為方式，看到個別人的卓越，美德，甚至神聖，看到大多數人顛倒是非的錯誤，卑微可憐，鬼蜮伎倆；看到有些人的肆無忌憚＇，無所不為＇。在寫這樣的個人身世時，單是就這裡考察的論點說，亦即就顯現之物的內在意義說，根本就不問發起行為的那些物件，相對地來看，是瑣細的小事或重要的大事，是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