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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輔導員那裡要到厚朴父親的電話,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這世界的真實邏輯。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唸叨的鄉村英語老師,講話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腔調,像老外在說中文一樣。他告訴我:“沒事,就讓他闖闖,失敗了,也當作是讓他發洩發洩,他得把內心的慾望抒發完成啊,要不這一生就浪費了。”
我一下子明白,為什麼厚朴有著那麼著急、倉促,同時強烈而又真摯地擁抱世界的想象——這樣的父親幫不了厚朴。
實在沒有辦法,我最終試圖找王子怡幫忙。她淡淡地說:“哦,厚朴,好幾個晚上拖著把吉他在我家小區裡半夜唱歌,發酒瘋說他如何愛我,被我父親叫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真是個——”
我知道她想說什麼,我不想聽到那個詞語,在她還沒說出口前,趕緊掛了電話。
對厚朴的擔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瑣碎的各種滋味淹沒。
在正式畢業前,我如願地被雜誌社錄用。為了參加畢業典禮,我回了一趟大學。希望這次回去,能見到厚朴。
開啟以前宿舍的門,裡面確實出乎意料地乾淨。聽同學說,厚朴在臨走前,擦拭乾淨了每一個角落。他們不解厚朴的這個行為,其實我也不理解。
讓人意外的是,除了帶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樂器都留下來了。他跟同學們說,這是留給以後來這所學校,同樣懷有夢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覺到,要離開學校時,厚朴內心裡那複雜的滋味。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總覺得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條主幹道,衍生出幾條功能迥異的路。然而,當它藏住一個人的時候,就變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幾個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兩三家樂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確實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沒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須繼續,就像是個話劇演員,我必須在中場休息時間結束後,繼續扮演起在現實生活中苦苦爭取來的角色。
我就這樣告別了那座城市,告別了學校,也告別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獸,從飛機一落地開始,就有各種觸鬚攀爬而來,把你捲入一個個事件、一個個挑戰、一個個故事和一場場悲喜中。這眾多事件,這眾多悲喜,厚厚地、一層層地包裹著你,讓你經常恍惚,覺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為師範大學的學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家鄉當起了老師,偶爾有些來北京進修或者補習的。我作為唯一一個紮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們的駐京接待處。
我沒再刻意去打聽厚朴的訊息,但來的人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事實上我和許多同學說不上熟悉,只是偶爾說說一些陳年舊事和另外一個共同認識的人的故事,勉強證明,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彼此身上花時間的原因。
據說厚朴流浪到最後,沒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就被他父親來城市接了回去。
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親和父親吵了很兇的一架,最終母親的主意佔了上風。在母親的努力下,一些關係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個很小的村莊裡去教書。教的課據說很雜,有語文、政治和音樂等。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訊息之後,我經常會在忙到大腦快抽筋的時刻,突然想象,在一個小村莊裡帶著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象裡,他還是那樣激情四溢,還笑開著兩顆小虎牙,而村子的陽光,能把他的臉再次照出那種動人的透亮感來。我總會邊想象,邊自己開心地笑。
彷彿過上這樣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里糊塗地,我在北京已經待了兩年了。一個很平常的晚上,大學時期的班長給我打來電話:“你這週末能回來嗎?一起去趟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