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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主義」二字本身也漸具象徵作用。凡事不必問內容，只要有「主義」之名即好。無怪馬君武菲薄之為「主義癖」：「無論何種主張，皆安上主義二字。其中每有不通可笑的，又有自相衝突的。」馬君武舉的例子，即英文的nationalis一詞，在中國有人譯為民族主義，有人譯為國家主義，但20年代尊奉民族主義的國民黨與尊奉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卻是水火不相容，彼此都想致對方於死地而後快。[27]從主義的角度說，這真是典型的同根而相煎。從空談主義到「主義」自身被抽象出來成為空洞的象徵，這都是胡適先前所反對並警告將發生的。但中國既已趨新到「尊西人如帝天」的程度，「主義」之具象徵性的社會功用，也正是這一往西走的激進過程的自然發展。而胡適談政治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民族主義及中國與西方的不平等關係問題。
三 國際的中國
胡適在1922年10月寫了一篇《國際的中國》，這是他談中外關係的一篇重要文獻，也是他最不為人理解的文章之一。他到晚年仍慨嘆共產黨罵他這篇文章，「國民黨也不會瞭解此文」。意謂共產黨實際上也未了解此文（詳後）。[28]的確，胡適在中外關係上發表的言論，通常都不怎麼受歡迎。這裡顯然存在著誤解。胡適對不同的人講不同的話的取向，在中外關係上表現得最明顯。但他這樣做，是要表現他「大國國民的風度」，是有骨氣而非取巧。簡言之，胡適凡是主張不反對帝國主義的言論，都是對中國人說的；而他對外國人講話時，卻處處指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及其對外國利益自身的危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述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時胡適的表現。他一面呼籲中國人安心讀書，主張即使亡國也不可怕；一面卻在美國報紙上捍衛中國利益，正面強調中國民族主義民氣的高漲，同時還在美國教會裡攻擊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張目。
這種情形一般人不知，胡適也不曾努力要讓人知；他計程車大夫意識使他很願意體現他的「特立獨行」，對這些誤解並不辯解，只求自我心安。但這就造成了立說者與聽眾之間的傳播障礙。一是能聽到或讀到胡適對西人言論的國人並不多（因多為英文，且有時是演說，懂英文的也未必知道）；二是有時胡適的意見雖也以中文刊佈，卻又常因題目看上去相差較遠，不能使人將其聯絡起來讀。比如胡適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強調中國自身的政治改造是抵抗帝國主義的先決條件，中國人就多看到胡適主張不反帝的一面。但他在1925年的《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一文中，因其聽眾是教會大學人員，就大量正面引述中共的反帝觀點，明確指出這都是對外國侵略的正常反應，如果中外不平等狀況一日不消除，反帝觀念就不可能消滅。這些言論就沒有引起反帝一邊的中國人足夠的注意。[29]我們今日有後見之明的便利，就必須把他在大約同時對中外雙方面所刊發的言論結合起來考察，才能瞭解到胡適在特定時期對中外關係的真實看法。
1921年5月，胡適在清華演說，題為《廢止國恥紀唸的提議》。他自己說「這是我第一次在演說臺上談政治」。胡適的主要觀點一是不要因紀念過去而忘記了現在；二是「對外的紀念不如對內的努力」。他注意到聽眾明顯地不理解或不認同其意見，自記說：「這篇演說似乎不大受歡迎。」其實，胡適此時考慮的問題與其他人也略同，即中日關係。他在兩天前即曾對一位高談「中日互助」的日本教授說：「日本當力求中國人懂得日本的文化。」因為中國留學日本的人雖多，卻沒有幾人能像周作人那樣「賞識日本的真正文化」。胡適以為，這才是「中國人排日的一個真原因」。假如留日生中能有一百個周作人，中國人便不會再排日，中日也可親善。[30]這樣的觀念，若在國恥日前後說給中國大眾聽，胡適的名聲可能會失落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