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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說胡適談政治脫離中國實際的指責不一而足。他的「好後學」唐德剛先生就說：「其實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國民主發展史上的貢獻，與其說是他底學術『理論』和政治『行為』，倒不如說是他篤信自由主義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10]這是典型的倒著看歷史。有無貢獻也要看當時。孟子說「不教亦教」，何況「身教」；而且，「身教與形象」不正是名副其實的「政治行為」嗎？胡適的政治理論在當時又怎麼能說沒有貢獻呢！我們從下面可以看到，胡適的理論不但有貢獻，而且他關於「有計劃的政治」的主張，與當時中國各主要政治派別的主張，有極為相近的一面。
胡適的政治觀唸的另一個特點，與他的性格有關，即前面說過的，他素來就有激進的一面。胡適曾說，雖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現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識方面的，其實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個富於感情和想像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但是，他隨時注意要「作聖」的行為使得他這些性格為「外人」所「不易知道」。他有時做出「保守」的事也有特別的原因。如他在1919年12月堅決反對北京各校罷課，就可能有特殊的考慮：那時杜威正在北大講學，如果一罷課則杜威便無著落，這是胡適極不願見到的。實際上，如前所述，胡適是遇壓力就反彈的人。那年8月《每週評論》被封后，胡適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許多同事學生都來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國客棧去住了幾夜」。[11]那時與警察廳都敢作對的人，怎麼會「保守」！
所以，當胡適「率性」的時候，就很能表現他激進的一面。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的四個烈士。詩中反覆說：「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此詩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響。老先生似不太贊成，而年輕人則大歡喜。那年7月，他與範靜生長談。「範先生對於我的《炸彈》詩的含義，頗不贊成。他說，這種主張似乎太簡單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謙之見了胡適的《炸彈》詩就「大喜，以為我的思想變了」。朱氏雖然長於諸子學和佛學，並出了家，其實也暗藏激進。胡適記述道：「謙之向來希望我出來做革命的事業，我不贊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廳說他曾勸我革命，但我不贊成。此語外人以為是假的，其實是實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風之趨向可見。胡適本有激進的一面，再為時代風氣所被，自然就不那麼溫和了。且朱氏能勸胡適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適有那麼一點革命的「緣分」吧。
胡適那年6月17日的日記中，有因報載安徽請願學生被刺而死（後知未死）所做之詩：
我們脫下帽子，恭敬這第一個死的。——
但我們不要忘記：
請願而死，究竟是可恥的！
我們後死的人，
盡可以革命而死！
盡可以力戰而死！
但我們希望將來，永沒有第二個人請願而死！
類似的話胡適後來還重複過幾次。同年8月，他在安慶演說，就認定「在變態社會中，學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但罷課不是干政的武器」。胡適的主張是要麼安心讀書，要麼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乾脆「用個人運動代群眾運動；用秘密組織代風頭主義」。10月在北大開學演說中，他也明確主張：「學生宜有決心，以後不可再罷課了……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天塌下來，我們還是要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盡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秘密組織、公開運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就在那個月，胡適做了一首《雙十節的鬼歌》，主張換個法子紀念雙十節，辦法就是：「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