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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適日記,1917年3月8日
[2] 胡適日記,1921年4月30日。
[3]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4頁;《口述自傳》,第137頁;唐德剛:《胡適雜憶》,第98頁。
[4]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胡適文存》卷一,第45—49頁;胡適日記,1921年7月3日、6月3日。
[5] 《談話錄》,第66頁。
[6] 參見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新月書店,1928,「引子」。
[7] 《談話錄》,第131、242頁。
[8] 《談話錄》,第23、240、66頁;唐德剛:《胡適雜憶》,第70頁;《四十自述》,第123頁。
[9] 胡適日記,1915年7月10日、8月18日。
[10] 胡適:《逼上梁山》,收入曹伯言選編《胡適自傳》,黃山書社,1986,第111頁。關於胡適思想中把一切學術思想以至整個文化都化約為方法的傾向,餘英時師已有詳論,參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40—44頁。
[11] 胡適日記,1914年7月7日。
[12] 本段及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15年8月26日、6月6日,1914年9月13日;胡適《逼上梁山》,第104—105頁;《口述自傳》,第137—140頁。
[13] 《談話錄》,第280頁;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1911年8月25日。
[14] 《口述自傳》,第141—146頁;胡適日記,1916年2月10日。
[15] 胡適自己的敘述則參見《逼上梁山》全文(第104—132頁)和《口述自傳》第七、八章。
[16] 《梅光迪致胡適》(1916年8月8日),在《年譜》第52頁和胡適日記1916年8月各有所記。
[17] 胡適日記,1915年9月17、19、21日。
[18]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1日、1916年2月24日;《談話錄》,第280頁。
[19] 胡適日記,1917年6月所附「歸國記」;周策縱:《論胡適的詩》,收在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74—276頁。
[20] 參見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242—243頁。
[21]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7頁。
[22] 本段及下段參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192頁。
[23]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6—27頁。
[24]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90頁。
[25] 《口述自傳》,第166頁。應該指出,胡適的「最重要」是數個並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之「最」。
[26]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5頁,陳獨秀語也引在此。
[27]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28] 此文收入姜義華主編的《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8,引文在第239頁。
[29] 胡適:《歸國雜感》(1918年1月),《胡適文存》卷四,第10頁。
[30] 《口述自傳》,第229、166、163頁。
[31] 胡適日記,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