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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造成了文學革命諸人難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眾，又不想追隨大眾，更要指導大眾。任鴻雋、梅光迪、林紓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這一點的。梅氏以為，如用白話，「則村農傖父皆是詩人」。任鴻雋有同感，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37]而林紓則對「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這種潛在可能性深以為戒。在這一點上，舊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傳統計程車大夫的社會角色本來就是一身而兼楷模與裁判的，分配給大眾的社會角色是追隨；追隨得是否對，仍由士大夫裁定。兩造的區分簡明，功能清晰。但對民初的知識人——特別是有意麵向大眾的知識人——來說，事情就不那麼簡單了。所有這些士大夫的功能，現代知識人似乎都不準備放棄；但他們同時卻又以面向大眾為宗旨。這裡面多少有些矛盾。關鍵在於大眾如果真的「覺醒」，自己要當裁判時，知識人怎樣因應。假如稗販不再是「可用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動就要做教授，那又怎麼辦？林紓已慮及此，新文化人卻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一問題。
過去研究五四之前的文學革命，雖然都指出其各種不足，但一般尚承認其在推廣白話文即在試圖「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實恰恰在這一點上，文學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適自稱：「在短短的數年之內，那些［白話］長短篇小說已經被正式接受了。」[38]但在幾年內最先接受白話者竟然包括素稱落後的北洋政府，它在1920年就規定小學課本使用白話文。而最接近「引車賣漿者流」的讀者反而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十分欣賞白話文學作品，張恨水就同樣用古文寫小說而能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廣泛流行，而且張氏寫的恰是面向下層的通俗小說。這很能說明文學革命在白話方面的「成功」其實還應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從銷售的數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說恐怕不在白話小說之下。美國學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證實是哪些人在讀文言小說，哪些人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鴛鴦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39]
不過，文言小說在相當時期裡的風行雖然可用統計數字證明，文學革命諸人自己的確沒有認識到，恐怕也不會承認，他們在「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簡單，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也確實很能賣，同樣是不斷地再版。這就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文學革命者們到底與什麼樣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說，究竟是誰在讀文學革命者的作品呢？後來的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接受白話小說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們中許多是從林譯文言小說的讀者群中轉過來的，有的更成了後來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約也基本是嚮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層社會」的知識青年。魯迅當然也曾見過以帶著體溫的銅元來買小說的電車售票員，但他似乎也就只見到那一個。可以說，原有意麵向「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只在上層知識精英和追隨他們的邊緣知識青年中流傳，而原被認為是為上層精英說法的古文卻在更低（底）層但有閱讀能力的大眾中風行，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說明胡適提出的「白話是活文學而文言是死文學」的思想觀念其實是不十分站得住腳的。
這就揭示了胡適等人在有意識的一面雖然想的是大眾，在無意識的一面卻充滿精英的關懷。文學革命實際上是一場精英氣十足的上層革命，故其效應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間。民初新舊雜陳的現象後面還要進一步探討，但這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在向著「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個取向發展的同時，已伏下與「一般人」疏離的趨向這個事實已隱然可見了。甚至可以說，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就是在文學革命運動「失敗」的基礎上繼續完成文學革命「與一般人生出交涉」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