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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最終還是留在了郢都，只為楚王那句‘理萬民用王道’。
王道即指仁政，是儒家的政治主張。認為統治者應該寬厚待民，施以恩惠，以利取得民心。孔子在對“仁”的解釋中，已有關於“仁政”的思想。孟子發揮孔子學說，明確提出“仁政”的主張。孟子在見魏王鎣時曾提出過‘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仁政的兩項重要內容是省刑罰、薄稅斂。但由於孟子對人性的弱點估計不足，輕視法和獎懲措施的作用，過分依賴教化，不能滿足君王稱霸的急切願望，因而沒被當時的君主採納。又因為孟子的仁政思想根本上是一套人治思想，與法治相悖，因而對於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來說是不合時宜的。
後來的荀子曾說，“故明其不併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霸道主張依法治國，用智和力，以力服人，以利誘人，以武力、刑法、權勢等手段富國強兵和統治天下，是萬民畏法而順之。
王道主張仁政，主張用魄力、能力與態度不戰而屈人之兵。而霸道主張強硬手段，二者在理念上上有著巨大差距。
人稱半聖的王陽明認為王道與霸道的本質區別是：“王道”的起始點是“仁心”；而“霸道”的起始點，則是功利之心。
如堯舜禹等聖王的治理，為什麼可以達到王道的程度？其實是因為他們自身的“仁心”已修養體悟到位，其心境，已然便是百姓之心、是天下人之心。
而到了後世各國君主爭天下的時候呢？出發點還是首先以百姓為念麼？不是了，更多的是為了君主自身的權勢、疆土與其功名欲，有時出於被動地報國恨家仇，但終究不再是為了什麼天下人的幸福安樂。
變法強國，法家才是正道。然，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併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民不聊生也是事實。
熊槐本身有著這個時代的人所沒有的見識，他認為王道與霸道這兩種治世之道並沒有高下之分。為了早日實現他心中的大一統，使天下九洲，唯我華夏，他認為：王道是目標，但霸道是手段。
當然，戰國時期的儒家也不是漢武以後的儒家，現在的儒家是真正為萬民的。
在熊槐的想法裡，對於楚國的國民，是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內嘗試著施行仁政的，所以他才會說出讓孟子留下來的這句話。
跟隨孟子來楚的弟十二子也都是人中翹楚，熊槐也不打算浪費，便詢問孟子是否允許其弟子在楚出仕。其實，絕大多數孔子或孟子的弟子都是有著出仕意願的，只不過儒家的理念難以被各諸侯國接受，導致了他們不能出仕，只能跟著老師在各國流浪。
這次面對楚王丟擲的橄欖枝，孟子自然不會阻礙其弟子在楚國為官，畢竟如果以後有哪位弟子出息了，能夠左右楚國朝堂，他的思想不就可以在楚國這樣的大國貫徹落實下去了嗎？
孟子回覆熊槐，一切都看自己弟子的態度，他不會反對。於是乎，熊槐便召見了孟子的十二弟子，他們是：萬章、公孫丑、樂正克、公都不顯、陳臻、陳代、高齊、徐闢、彭更、子叔疑、曹交、周霄。
這十二人中，公孫丑、陳臻、陳代是齊國人，他們拒絕了熊槐的邀請，直言欲回齊國；萬章願一生追隨恩師做學問，不願為官；其餘人皆願在楚為官或入百家學院。
熊槐安排他們到賢才館，與為求賢令而來的列國賢才一同報備，等待他定期的考核，授予官爵。
賢才館是一座偌大的庭院，大門前樹立著一座石坊，門額正中是熊槐親書的四個大字——永世求賢。
